如果将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地抑制人欲私心的产生，那么很显然，因为群体太冲动，太善变，所以群体是无道德可言的。
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
这样一来，被群体密切关注的事情，哪怕是最简单的事，也很快会变得面目全非。
因为群体往往是用形象来思考和论证一切的，而形象本身又会唤起一系列与它毫不相干的形象。
这也就是说，在群体中，幻觉这样的现象最容易出现。
这种现象，像极了我们平常因头脑中想到某种事物而产生的其他一连串的幻觉的情形。这样一对比，群体的这种现象就很好理解了。
理性告诉我们，幻觉中的各个形象之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联系，当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对它进行一番理智的分析后，便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深处群体之中的时候，可能就无法理解这个事实，甚至会对这样明摆着的事实熟视无睹，进而会将歪曲的想象等同于真实的事实。
群体通常不辨主观与客观。
它们通常把头脑中所幻想的形象当做客观事实，根本不管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而又深刻的关系，相反，即便这些幻想与客观事实之间只有一丝微弱的关系，他们也会将幻想中的形象和客观事实混为一谈。
若要对群体中所有成员所歪曲的事实进行分类，似乎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性格，因而他们歪曲事实的方式及引起他们产生曲解的因素是多而繁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在群体中，传染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在群体成员相互传染的作用下，所有个体歪曲事实的方式会惊人地一致。
当群体中有一个人对事实的真相进行了第一次歪曲后，就会立即生成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
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
历史上，类似的群体幻觉机制经常出现，因为它看似具备某些真实形象的特点，因而幻觉能在群体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成为千万人所看到的真实现象。
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结论提出质疑，但是，若要反驳这一观点，无须考虑群体成员的智力因素。因为当他们进入群体成为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智商再高、再博学的人，也会和白痴一样失去本有的观察力。
这一观点似乎是极为矛盾的，是说不通的。若要解开大家脑子里的疑团，就必须细致地研究大量的史实，但真的这么做，单凭写几本相关的著作，是难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但是，我也不想以此为借口，逃避这个问题，进而让读者认为我的结论是凭空捏造未经证实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将为读者举几个从众多可用的事例中随机挑选出来的例子。
下面是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因为它是发生在失去了观察力的群体身上的事实。在这个群体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素质和学问，有最无知的人，也有最博学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曾在他的书——《海流》——中提到过这个例子，之前《科学杂志》也引用过这一事例。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奉命去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因为天气非常好，所以值勤兵很快就发现一艘遇难船发出的求救信号。这时候，所有船员都把目光聚集在遇难信号所指示的方向，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一只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的载满了人的木筏。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全体船员的群体幻觉罢了。当船长德斯弗斯也看到这一幕时，他立即派船员前去搭救。就在船员即将接近目标的时候，他们仍然能清楚地看到奋力呼救的遇难者，甚至隐约听到了呼救者的哀号声。可是，当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在他们面前“呼救”和“哀号”的却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几根还长着树叶的树枝。这时候，之前的幻觉才消失。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群体幻觉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处于期待中的群体正在焦急地观望着；而另一方面，执勤兵搜寻到的那个受难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是一个暗示，在群体传染作用的帮助下，最后幻觉为全体船员所接受和认可。
会出现——眼前所发生的事及其真相被严重歪曲，取而代之以与现实毫不相关的幻觉——这样的情况的群体，在人数上无须过多的要求。相反，即便是那些学富五车、闻名遐迩的智者，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所具有的专长便会立即消失，转而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
在这一点上，据《心理学年鉴》记载，著名的心理学家戴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戴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包括闻名英国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召集在一起。当他让所有的观察家认真检查完物体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给物体做上标记之后，戴维先生便立即向他们展示了“灵魂现形”的全部过程，表演结束之后，他又让大家把这一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
结果，这些观察家记录的结果却惊人地一致，他们全都认为，只有用超自然的手段，才能顺利地展示灵魂现形的过程。可是，灵魂现形的真实情况却不过是戴维先生耍点小把戏所制造的骗局罢了。
记录这个事例的作者说：“戴维先生的这项实验最让人吃惊的地方，不是他的骗术的神秘性，而是观察家们根据自己的观察所记录的结果的一致性。”这位作者还说：“很明显，这些观察家们都对灵魂现形的过程给出了细致而又完全错误的描述。但是，要是他们的描述可以被认定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过程就不能用骗局来揭露。戴维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控制群体意识的效果，他让所有的观察家都确信自己看到了本来看不见的事物。”
戴维先生的这种能力类似于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即使是在那些头脑非常严谨的人身上，要是事先没有怀疑或批评的态度，这种能力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这个事实，我们无须感到稀奇。
群体的谎言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各家报纸正长篇累牍地报道着两个在塞纳河被淹死的小女孩的故事。报纸上写道，有五六个旁观者很肯定地说自己亲眼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在河边玩耍。他们的证词几乎一模一样，因此，法官不再质疑，公然签署了死亡证明。可就在为小女孩举行葬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瞬间，人们惊奇地发现，孩子们还活着，并且她们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溺死的女孩的痕迹。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事例一样，尽管纯粹是幻觉的牺牲品，但第一个产生幻觉的目击者的证词依然足以对其他的目击者产生暗示和传染作用，进而彻底影响他们的证词。
在这一类事例中，暗示的起点通常源自群体中某个个体因模糊记忆而引发的幻觉，当个体最初的幻觉被认可和肯定之后，相互传染就开始发生作用了。如果第一个产生幻觉的目击者不那么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自认为已经辨认出尸体所呈现出的某些其他特征时，如一块伤疤，一些装扮上的细节，还会由此可以联想到其他的人，那么这时候，他就会变得摇摆不定。而当这样的联想不再模糊反而清晰明确时，目击者的理解力便彻底被干扰了，而其判断力显然也完全被麻痹了，进而一切都围绕着“肯定自己”这一核心转动。由此可见，目击者看到的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他自己头脑中的幻觉形象。
群体的证词不可信
让我们重新回到“群体观察力”这一话题上吧。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群体观察的结果也可能常常是错误的，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和传递的无非是个人幻觉罢了，可是这样的个人幻觉在传染作用下会对其同伴产生最深刻的影响。
无数事实证明，最明智的选择是完全不相信群体的证词，因为它们不但不会澄清事实，反而可能会让真相越抹越黑。
25年前，在拿破仑三世时期爆发的色当战役中，参加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行动的人成千上万，最后在审问谁是战争的幕后指使者时，参战人员的答案也和参战人数一样，数目繁多，五花八门，结果人们根本无法判定谁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对滑铁卢战役中某些极为重要的事件的真相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错误，尽管已有数百名目击者证实了这些所谓的真相。
这些事实无一不向我们证明了群体证词的价值。在逻辑学专著中，要证明某个事实的真相，就必须以无数证人的说法一致的证词为依据和支撑，但群体心理学知识却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逻辑学专著是不可靠的，它们都需要重写。
要知道，最受怀疑的事件，绝对是那些拥有最多的目击者的事件。千万不要认为，当某件事同时为数千名目击者证实时，人们就真的了解了它的真相，事实上，越是这样，人们离事情的真面目也就越远。
群众杜撰的历史
显然，上述种种现象都告诉我们，在史学著作面前，人们只能把它们当做是想象的产物。因为它们是人们在对事实有了模糊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或思考进行加工的结果。
因此，写这样的书，纯属浪费时间。假如历史不曾记录下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和那些流传千古的旷世之作，那么我们就无从知晓历史的真实面目。
无疑，像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关于他们的生平，有一条记录是绝对真实的吗？这个我实在说不清。
从实际出发，一切与他们的生平有关的真相对我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些伟人在大众神话中是以怎样的形象赢得世人的敬仰与倾慕的。因为通常能够打动群体的是神话中永垂不朽的英雄，而不是时势造就的一时的英雄。
可让人失望的是，尽管有关各种伟人的神话故事在历史书上普遍可见，但是，它们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人们想象力的作用下，它们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
当时间渐渐逝去，加以种族因素的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会不断修饰这些神话故事，进而不断改变它们。
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耶和华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形象，与圣德勒撒所爱的上帝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在后来的《新约全书》中，耶和华却变成了一位博爱仁慈的上帝。
群体依靠想象力改变英雄的神话所需要的时间，并不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有时只需要几年的工夫，就能把英雄的神话改变得面目全非。
在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在短短50年时间里，有关历史上的某位了不起的伟人的神话，就被更改了无数次。
当法国处于波旁王朝统治的时候，人们把拿破仑描述为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俨然是一个谦卑友人的形象。在诗人的幻想下，拿破仑将注定为贫苦的乡村人民所铭记。
而30年后，这位慈善祥和的英雄又变成了杀人魔，当他篡夺了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为了满足一己之野心，他又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致使300万人在短时间内命丧黄泉。
事到如今，这位神话英雄的故事又有新的变化，法国民众开始怀念拿破仑的赫赫军功，于是赋予拿破仑以全新的形象。
而千百年以后，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记录时，是否也会去质疑拿破仑的神话呢？
在拿破仑身上，也许学者们只能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神话故事，或是一个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发展史。当各种记录缺乏一致性的时候，他们会简单化这所有的变化，也更能轻松地应对这样的变化，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对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会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们会清楚地知道，除了神话，历史不再会记录和保留其他任何事物。
群体的极端感情
不管是好是坏，群体的感情都具有两面性，即极为简单而又夸张。
在这一点上，和群体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成员和原始人会有很多相似点。
因为要他们对事情做出细致的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把事情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样一来，他们就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包括其中间所包含的过渡状态。
而群体情绪之所以会夸张，是因为受到其他事实的强化的缘故。不论是什么样的感情，一旦表露出来，它就会通过群体暗示的心理和传染的力量迅速传播开来。这时候，致使产生这种情绪的事物或人的力量也会因此大大增强。
群体这种简单而夸张的情绪会造成人们完全不知道怀疑和不确定为何物的后果。这时候，群体成员就像女人一样，他们顿时跌入了某种情感的极端当中。在他们看来，一旦质疑了，他们的言语就会立即被人当做批判自己的证据。
尽管这种反感或对立情绪难以对独立的个体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它却很可能会引起群体其他成员极大的厌恶情绪。
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这样的情况更容易出现。当个体进入群体时，其责任感顿时会消失，这时候，群体的狂暴情绪也完全被强化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便自己做错了事，也不会受到惩罚，而且随着群体成员数量的增加，人们越是笃信这一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多势众所产生的群体力量会让群体中的个体表现出作为独立个体所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为。
这时候，群体中的无知者、愚蠢者和心怀嫉恨的人也会摆脱自己往常那种卑微无能的感觉，转而感觉到群体所带来的那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
可是，让人失望的是，群体这种在感情上的夸张，通常总是与负面情绪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些负面情绪偏偏又是原始人的本能遗传下来的劣性部分。当群体中的成员脱离群体，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存在时，由于担心被惩罚，因而他们会竭力约束这样的情绪。可是当他们处于群体中时，则不然。因此，群体注定要干出极端恶劣的勾当来。
但是，这并不表明，即便是在最巧妙的影响之下，群体也无法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极为崇高的美德来。事实上，与独立的个体相比，群体更能表现出这样的品质。关于这个话题，等到我们研究群体道德的时候，再来细说。
什么才能打动群体
正因为群体通常会夸大自己的感情，所以，只有极端的感情才能打动群体。
因此，演说家要打动自己的听众群体，就必须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言辞激烈，表现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因此，为了最有效地打动听众群体，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最喜欢用的演说技巧就是夸大其词，言之凿凿，不断重复，论证任何事情都坚决摒弃说理的方式。
除此之外，群体对他们自己所崇拜和倾慕的英雄的感情，也会有类似的夸张。比如，群体通常会夸大英雄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品德。很早以前，就有人明确地指出，观众（群体）对舞台上的英雄会有这样的要求，即要求他们具有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勇气、道德和良好品质。
坐在剧场中观察事物有独到之处，那就是会形成特殊的立场，关于这一点，早就被人证实了。毋庸置疑，这种立场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判定它的标准和逻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一种艺术要打动观众，根本就不需要很高明的手段，甚至很低下的手段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特殊性才行。若想完全了解它们成功的原因，仅仅依靠阅读剧本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对于剧院领导来说，在选好一个剧本以后，通常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剧本拍成戏后会不会被观众所喜爱，因此，要准确地判断一个剧本的价值，他们就必须先把自己变成观众，即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欣赏和思考。
要是引申开来，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说明种族因素的绝对影响力。为什么一部能在这个国家掀起热潮的歌剧，在另外一个国家却毫无反响，或只能取得平庸的成绩呢？这是因为它没能产生能够同样作用于其他公众的影响力。
什么才能打动群体
群体的夸张倾向只作用于感情，而对智力，则不起作用。
因此，群体的夸张取向并不会影响智力。
我曾明确指出，个体一旦进入群体成为构成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他的智力水平就会一泻千里。
关于这一点，一位有学识的研究犯罪群体的叫做塔尔德的地方官员也曾证实过。
在夸张的影响下，群体的感情要么变得无比崇高，要么变得无比低俗，除此之外，别无它向。
但是，要是以为进入一个群体中，有了群体的夸张倾向后，就能让自己的智力大有涨幅，那就完全错了。
因为群体的夸张倾向不会影响群体的智力。
群体的偏执与专横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东西，在感情方面也一样。
在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面前，群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部拒绝，将异己者的态度和观点视为谬论。
群体向来是用暗示的作用加以诱导的，而不是通过合理的推理得出准确无误的信念的。
我们早就意识到，这样的偏狭类似于人们的宗教信仰，都会对人脑产生绝对的控制和支配作用。
一方面，群体分辨不清真理和谬误的区别；而另一方面，由于群体能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力量，所以它们会让自己的理想和偏执打上专横的色彩。
独立的个体可以坦然接受矛盾，并能针对所存在的矛盾展开讨论。但这对群体来说，是绝对不行的。
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有半点反驳的迹象或有最轻微的反驳言行，都立即会被群体骂得狗血淋头。
这时候，要是演说者还坚持自己的观点或立场，那就会迅速败下阵来。
假如没有管束和控制现场的当权者，那么，反驳者很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专横和偏执是所有类型的群体的共性，尽管如此，各个群体专横和偏执的强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一方面，对人类思想和感情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种族因素，会再次发挥其突出的作用。
而在这方面，以拉丁民族为典型。在拉丁民族所形成的群体中，其专横和偏执程度是无与伦比的。
事实上，偏执与专横这两种态度在拉丁民族群体中已经发展到了能完全破坏盎格鲁-萨克逊人与生俱来的强烈的个人独立感的地步了。对拉丁民族所形成的群体来说，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它们从属的宗派群体是否具有独立性，而对于其他的，它们一概不管。因为它们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宗派观念。在它们看来，必须让那些与自己持相反的意见的人立即站出来强烈地反对自己的观点和信仰。在拉丁民族中，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都只持一种理解，即不曾有过新的或是其他的理解，而类似这样的情况自有宗教法庭以来便一直是这样的。
群体渴望强权
群体很容易产生偏执与专横的情绪，这样的情绪是群体对某种感情有了清楚而又明确的认识的结果。
群体不但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情绪，而且一旦这种情绪被人煽动起来了，它们就会立即将其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群体极度渴望强权，总是对强权俯首贴耳，但却很少被慈悲心肠打动。
因为在他们看来，慈悲心肠不过是软弱的表现。
它们根本不把为人处世温和的人放在眼里，但对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却言听计从。因此，它们总是为后者建造最好的雕像。
但是，一旦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走上践踏被它们推翻的君主的道路。那是因为失势后君主也沦为了一介平民的缘故。群体之所以蔑视他，是因为他没有了强权，不再让人有畏惧感。
群体所喜欢和爱戴的英雄，永远都和凯撒一样。他们拥有让群体为之着迷的权杖，也拥有让群体为之畏惧的权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权势和威慑力，所以群体会对他们的利剑产生敬畏之情。
总而言之，群体随时会欺压软弱无能者，而对强权则始终低声下气。
若是在强权不稳定的情况下，群体受到了极端情绪的控制，那么它的表现只能用反复无常来形容了：它们时而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时而又奴颜婢膝，俯首帖耳。
群体的保守本能
事实上，把呼吁变革看成是群体的主要目的完全是对群体心理的误解，因为那只是群体的表象而已。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那是因为他们完全被群体的暴力倾向所蒙蔽了。
一般情况下，群体总是会在瞬间爆发出这样的反叛和破坏行为。因为对群体起支配作用的是无意识，所以，在群体做出某种行为之前，它们不会预先做好任何计划。这时候，群体更多地是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因而会显得非常保守。倘若随之任之，那么群体很快就会对当前所处的混乱状态产生极大的厌恶感，最后会本能地变成任人使唤的奴才。
当年，拿破仑剥夺了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的全部自由，并且让每个人都对他产生畏惧感，可是，最后给他送上鲜花和掌声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这些人。
实际上，如果不把群体的保守本能考虑进去，那就难以对历史和民众的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没错，群体可能渴望着改朝换代，为此呼吁某种变革，它们甚至不惜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但事实上，从本质上去看那些旧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它仍能反应出种族对等级制度的需要与渴望。因此，革命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深层体制，而只是群体发泄情绪的手段而已。所以，它总能得到种族的服从和支持。这就决定了群体的多变只能影响或改变表面的事情这一事实。就像原始人一样，它们有着不可攻破的保守本能。
群体无条件地迷恋和崇拜一切传统，同样地，群体也无条件地害怕一切可能改变其生活现状的新事物，并且这样的害怕是源自无意识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倘若那时候的民主派和今天的民主派拥有一样的权力，那么像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等这样发明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会出现，那也至少得通过革命和不间断的杀戮的方式才有可能。
说到文明的进步，最让人欣慰的是，群体不曾真正掌握过权力，直到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它们才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群体的道德
如果对“道德”作这样的解释：为了延续某些社会习俗而对其采取尊重和继承的态度，继而抑制人欲私心的产生。那么很显然，因为群体太冲动，太善变，所以群体根本不具有道德。
有时候，群体会表现出一些好品质，如舍己为人、勇于牺牲、不计名利、敢于献身，等等，倘若我们认为它们也是“道德”所包含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群体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
一些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将眼光宥于群体的犯罪行为上，因此，一旦看到群体中频繁出现犯罪行为时，他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低下的。
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究竟是何故？
原来，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悄无声息地蛰伏着我们从原始时代继承下来的野蛮和破坏性的本能。
生活中，对独立的个体来说，要满足这种本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当他进入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并成为其中的成员时，情况就会完全改变。因为他很清楚，为了满足这样的本能，即便自己去杀人放火，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他会彻底纵容自己的这种本能。
在一般情况下，理性告诉我们，向自己的同胞宣泄这种破坏性本能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会选择在动物身上施展这样的本能。
群体捕猎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与凶残和这种破坏性本能是有着同样的根源的。
在群体慢慢杀死一个完全没有防御力和反抗力的受害者的过程中，我们便能从群体身上看到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
在哲学家看来，其实这样的残忍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相反，它在本质上和几十个猎人想方设法用猎犬追捕和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是一致的。
群体有时杀人，有时放火，甚至无恶不作。
但有时候，群体也会做出非常崇高的举动，如勇敢献身、无私奉献和不计名利等。并且这样的行为会比独立的个体某些行为崇高得多。
要想最大程度地影响或打动群体，不如用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等这样的口号，因为通常情况下，它们能让群体奋不顾身地慷慨就义。
历史上，类似十字军战士那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这世上，唯一能表现出不计名利和伟大献身精神的只有群体。
对于群体来说，就算是为了连自己也不甚了解的信仰、思想或言语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而这样的事例又何止一两个？参与群体罢工的人，做出这样的举动更可能只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完全与维持生计的薪水无关。
对于独立的个体来说，私人利益可能支配其行为的根本动机，但若要把它看作群体行为的动力，未免牵强。因此，在很多群体智力无法取胜的战争中，对他们的行为起绝对支配作用的并不是其个人利益，而是集体利益，因为在战争中，他们甘愿做一只被猎人催眠了的小鸟，任人宰割也无怨无悔。
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
当个体进入群体并且成为群体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即使是在一群穷凶极恶的坏蛋当中，个体也常会暂时让自己表现出一种严格的道德纪律性，而让他拥有这样的表现的仅仅是他是群体的一员这个事实。
在这一点上，泰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在“九月惨案”中，罪犯们一一从受害者身上找出钱包和钻石珠宝，但他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而是整整齐齐地将它们放在了会议桌上，可事实上，他们要据为己有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1848年的七月革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杜伊勒利宫被占领后，对那些呼啸而过的群众来说，要顺手拿走王宫里的某件东西易如反掌，但是他们却没有拿走王宫里的任何一件东西，要知道，在那所有的艺术品和珍宝中，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能让他们换取多日的面包。
由此可见，群体对个体存在着一种道德教化的作用。但这种道德教化作用，并非是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则，而只是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状态罢了。就算它所处的环境没有我刚才说的那样严重，这样的状态也是普遍可以看到的。
我在前面说过，剧院里的观众会要求他们的英雄具有某种夸张的美德与品质，而在群体成员之间，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比如，在某次群体性的集会中，即使群体的组成成员品质低劣，通常也能够表现得一本正经，道貌岸然。
又如，不论是放荡不羁的人，还是“拉皮条”的人，抑或是粗鲁的人，在某些危险的场合或交谈中，也经常会在忽然之间变得轻声细语，有条不紊，即便这样的场合与交谈并不会比他们惯常的场合与交谈产生更多的伤害。
纵然群体会放纵自己低劣的本能，经常做出败坏道德的事来，但有时它们也会树立起高尚的道德行为典范。
假如群体因为某个或真实或虚假的理想所表现出的不计名利、绝对服从、敢于献身等品质属于美德的范畴的话，那么，很显然，群体是完全具备这样的美德的。从这个层面来看，其美德之高就连最睿智的哲学家也难以望其项背。显然，这些美德是在群体的无意识的支配下践行的，但是知不知道这一点，都无伤大雅。因为我们不必苛求人人都知道群体不善推理，常受无意识因素支配这一道理。如果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群体都时刻只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那么人类文明在地球上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立足之地，而对整个人类来说，要拥有自己的历史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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