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母亲经常念叨着这句话。虽说她不识字，但从我记事起，就记得这是母亲教训我最多、最经典的一句话。

    在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洞庭湖畔，岳阳楼旁，有一片连绵的丘陵。那里有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却有着一个不一般的名字——天然村。

    1962年的冬月，这是我40岁的祖母被活活饿死的第二年的大雪天，我出生了。我的父亲读过2年私塾，母亲是文盲。依照周氏宗祠的辈分排序——“吉述代相传……”，我是“代”字辈。我的半文盲的父亲琢磨了三天，也没有给我想出一个名字来。一天傍晚，他从地里回来，抬头望见我家祖屋墙壁上用红油漆刷的大标语——“世世代代永远紧跟共产党！”大叫一声：“有了！”于是，那标语中与我的辈分字挨得最近的两个字便成了我的名字。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母亲经常念叨着这句话。虽说她不识字，但从我记事起，就记得这是母亲教训我最多、最经典的一句话。我记忆中母亲给我讲了无数遍的故事就是“朱卖柴”的故事：说“朱卖柴”家境贫穷，靠卖柴为生。在山上砍了柴，就站在树下读书；挑担柴回家，就把书放在扁担上读书。他老婆嫌他穷，离开他改嫁一个农夫。后来，“朱卖柴”考上了状元当了官，荣华富贵。一天，他看到了讨饭的前妻夫妇，便将他们接到自家庄园，好酒好菜招待。后来，他前妻心生愧疚，无颜活在世上，就上吊自尽了。多年后，我从史籍上读到，这故事确有其人，只是不是母亲说的“朱卖柴”，而是朱买臣。朱买臣是苏州人氏，汉武帝时期做过会稽太守、丞相长史。

    母亲就盼着我长大要送我读书。父亲总是说太早了。到1970年春，我都8岁了，父亲才带着我走了两三里的山路，到了一个叫杜公塘的屋场。

    杜公塘屋场很大，进去的路只有几个山坳。古木森森，四面环山，犹如一个天然的屏障。屋场呈半月形分布在山脚下，以主屋为大门，背靠青山，门前一条小溪穿村而过。屋宇墙檀相接，参差在溪流之上，形成“溪自阶下淌，门朝水中开”的格局。傍溪建有一条长廊，廊里用青石板铺路，沿途可以通达各家各户，连接着各个巷道，巷道两旁有青砖垒墙。大屋场里这样的巷道很多，它们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村里人在此起居可“天晴不曝晒，雨雪不湿鞋”。

    屋场里最显眼的建筑是一座青砖青瓦的祠堂。

    父亲用手指着那个祠堂对我说：“这里就是学校。”但进去一打听，说是春天不收学生了，招生的时间改了，不是学校改的，是国家改的，要到秋天才收。

    1970年的秋天，我终于读书了。学校是新建的，建在天然大队部，叫“天然小学”。老师都是大队的民办老师。小学一年级学语文和算术。教材是湖南省小学试用教材，语文课本没有拼音，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的记忆中，我在天然小学就从来没有交过学费。学校边上有稻田，有半个山头。老师带我们“走五七指示道路”，大部分时间在学农。我们种了水稻、棉花、油菜、花生，很多作物。粪桶挑不动，都是两个同学抬。有一次冬天开荒造田，搞了一个月，热火朝天。工地上架了几个高音喇叭，老师让我当广播员，我写了不少表扬稿和打油诗在广播里朗诵。有一次校长叫我去，说是城里来了干部给我们照相。这是我第一次照相。他们让我们摆了好多种姿势，很好玩。过了不久，学校里便在传阅一本《红小兵》杂志，封面上就是我们的照片：一个女同学扶着一棵小树，另一个女同学用脸盆在浇水，一个男同学用锄头在培土，都有模有样的。那个男同学就是我。这事成了我们学校大半年的新闻和荣耀。至今我一直想找到那一期的《红小兵》杂志，后悔没有留下一本，其实当时老师也没有给我一本。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村最有文化的在我脑海中留下过深刻印象的就是一位私塾先生。有一天，大队部组织“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破四旧”就是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那天乡场上挤满了人，搭了一个临时的主席台，台上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一根绳子的一头拴在后背上，一头挂在台柱子的顶端，人悬空着，荡来荡去，那人呼喊着：“救命啊！我要死了！”大人们告诉我，这人就是我们村里过去的私塾先生，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后来被打成坏分子，他被归为“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总称），因此无论什么批斗会都少不了拿他出气。有红卫兵揭露他的罪行，在他家里抄出了一麻袋的“四旧”书籍，有袁世凯头像的钱，还有神佛塑像。这一堆“四旧”的东西被红卫兵点燃一把大火烧掉了，那个私塾先生跪在火堆边哭喊着：“孔圣人啊！我有罪啊！”便又招来红卫兵的一顿拳打脚踢。

    好长时间我们村里的孩子谁也不敢到私塾先生家里去。有一次我们玩捉迷藏，我无意中藏到他家里。私塾先生把我叫住，他问我读书没有，又考问我一些字怎么写之类的东西。他当天晚上就跑到我家对我爷爷说，这孩子聪明，要好好送他读书，还说大队部的小学不行，他愿意单独教我“私塾”。爷爷是同意，但我父亲不同意，说他名声不好，是“四类分子”。后来我虽说没有读他的“私塾”，但也经常和小伙伴到他家玩。他教我们认字，都是繁体字，给我们讲故事，讲《三字经》。有时让我们猜谜语，有字谜，有日常生活谜。我至今还记得的一个谜语是：

    桐籽打桐油，

    枫树结枫球。

    人从桥上过，

    水在脚下流。

    有人猜得中，

    黄牯是头牛。

    一晚上我们始终都没有猜出谜底，第二天我问爷爷，爷爷笑着说，这是我们那地方几代人传下的老谜语了，它就是考你是不是“憨子”，是不是“开窍”，桐籽是用来打桐油的，枫树会结枫球，人从桥上过，水一定在下面流，黄牯本来是头牛。

    不久，私塾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也是唯一送给我的一本书，其实没有一本书，它无头无尾，只有两百页左右，纸张都是黄的烂的。先生说这是从红卫兵烧过的火堆里捡出来的。没有书名，里面都是繁体字，但我大抵能猜着阅读。“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有意思的书？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我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我视这几百页发黄的纸为珍宝。

    多年后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一代人不单是生活上的贫穷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更重要的是知识上的贫穷和饥饿！身体没有长好，脑袋也没有长好。

    1973年，我读三年级了。这一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名“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她以反对“师道尊严”为主要内容的日记摘抄登在《人民日报》上，编者按语说：“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此后，全国所有报纸转载发表，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这一年，中国政治舞台上还有一名“反潮流英雄”叫张铁生。据说他是参加大学考试时交了白卷，又在白卷的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信，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编者按语说“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

    有一天晚上，学校和贫管会的几个干部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你儿子只晓得读书，分数挂帅，走白专道路，长大了也是一个修苗苗。都是你们向他灌输修正主义的读书做官的反动思想。”干部们走了，我问父亲他们还说了什么。父亲叹了口气告诉我，学校要批判我，说我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还说我不如我家隔壁的那个同学，他才是“红苗苗”将来有出息。拿我跟我那个同学比我更不服气。他考试从没及格过，新书发下不到半月就像盐菜子一样。尤其是他到十多岁还流鼻涕，下巴上都有，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这件事至今过去几十年了我还不能忘记，可见那时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那时我想，不读书有什么难的吗？打架捣蛋有什么难的吗？你们是要我做这样的好学生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和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爷爷把我叫住，要我背上一布袋的山茶籽，到学校边上的大队部的代销店去卖掉，换点钱给家里买油盐。

    我刚进代销店，就听到上课铃了。我没管它，还是把装有山茶籽的布袋放在柜台上。“打上课铃了，你为什么还不去上课？”我扭头一看，说话的是刚进来的教我们算术课的一个女老师。我说我卖了茶籽就去。营业员看了一眼我布袋里的茶籽，说太湿了，要扣点秤，我和他争辩。这时，女老师也顺手抓了一下茶籽，也说了一句：“这么湿，放着会发霉的。”我十分恼火地对女老师说：“关你什么事！你滚开点！”女老师愣了一下，继而就是辟里巴拉地说了我一顿。她还不解恨，又跑到校长那里告我的状。说我目无尊长，目无组织纪律。我只知道我惹事了，就等着挨批，就不在乎了，因为我爷爷曾经教育我说：“没事莫惹事，有事莫怕事。”

    放学了，果然校长把我找去。校长问：“你错了吗？”我说：“是她先多嘴。我没错。你是要我写检讨吗？”校长说：“你没错写什么检讨，写发言稿。”

    那个年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年代，只有这样的年代才能出现这些滑稽的事情，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英雄”了。“茶籽事件”的表述完全不一样了。我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放学后为生产队采摘山茶籽。我利用上学时间帮生产队去代销店卖山茶籽，遭到老师反对，说影响上课。我和老师争辩，是我个人上课的事大，还是生产队卖山茶籽的事大；是到学校小课堂里学书本知识重要，还是到农村广阔天地的大课堂学实践知识重要。

    我到处去“讲用”，去做“报告”。我还被安排去外地参观学习（印象最深的是去了岳阳城陵矶，这是长江中游第一矶，还有长岭炼油厂）。我是参观团唯一的学生代表，我坐了汽车，坐了火车，这是当时其他农村孩子想都不敢想的。我当上了学校“红卫兵”大队长。

    我们扛起“红卫棒”在村头站岗放哨，盘问从我们村里路过的所有人。看了电影《地雷战》后，我们便在村道上挖了坑，伪装成地雷。晚上玩累了玩饿了，我们便学《渡江侦察记》里的侦察兵，爬铁丝网一样地钻过菜园的篱笆，去偷吃里面的黄瓜、菜瓜。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的少年时代就是这么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还美其名曰“开门办学”。下面我摘要抄录一篇当时发表在《湖南教育》杂志1974年第5期上的文章，就知道我们当时在干些什么。

    斗则进斗则胜

    ——岳阳县天然小学落实《五·七指示》坚持开门办学的调查

    岳阳县黄沙公社天然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六个班，二百一十二个学生。几年来，这所学校的贫管会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带领广大革命师生，坚持与阶级敌人斗，与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斗，与旧的传统观念斗，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教育革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原则问题，决不让步。一九六九年，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和师生一道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高了路线觉悟，决定实行开门办学，并由大队划拨了两个小山头给学校开辟学农基地。对此，广大贫下中农坚决支持，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跳出来反对。十队有个地主分子就公开叫嚷：“学生在校搞劳动，不如在家挣工分。”并在学生中宣扬自己在旧社会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成天坐在学堂里专攻‘四书’、‘五经’的可耻童年生活，还叫自己的子女停学留家。在阶级敌人的煽动下，少数认识模糊，鉴别不清的人也动摇了，担心“小学生搞学农，弄得不好会落个扁担冒扎，两头失塌”。一位在旧社会教过多年私塾的老先生，听说学校要开荒种地，更是坐立不安，连忙跑到贫管会主任那里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冒见过读书人要种田种地，就是孔夫子也反对‘学稼’、‘学圃’啊！”面对这种情况，贫管会及时开会，进行了分析，认识到，学校走《五·七指示》道路，有阶级敌人的破坏，也有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学校执行什么路践，坚持什么道路，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原则问题。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必须及时揭露，坚决打击。贫管会和革命师生及时召开批判大会，揪斗了那个破坏开门办学的地主分子。会上，贫下中农愤怒地揭发批判了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反对学生搞劳动的反动谬论。师生心红眼亮，干劲倍增，自己动手，开荒改地，很快就办起了学农基地。

    压力再大，决不动摇。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师生兴致勃勃地在新开的学农基地种上了水稻、棉花、茶苗、花生，在学校前面的小山坡上挖上一个一个的洞，种上西瓜和南瓜，并把生产劳动同教学、科研结合起来。在贫下中农的具体指导下，通过师生精心培育管理，获得了丰收。收了一千多斤稻谷，一万多斤西瓜南瓜，总收入八百多元。使全校学生全部实行免费入学。正当师生总结开门办学的初步经验，进一步发展开门办学成果，向着建立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努力的时候，有的人却看不惯开门办学这个新生事物，说天然小学“进进出出，不读书，搞劳动，是‘以干代学’，要批判”。有个领导同志还在全区教师学习班上责令学校负责人作公开检讨。来头不小，压力很大，但贫管会的同志丝毫没有后退。贫下中农坚决支持学校走五·七道路。三队一位老贫农把自己用过多年的一条扁担送给学校，上面写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坚持走五·七道路就是好。”大队又增拨了四亩杉木林给学校管理。革命师生在贫下中农的具体指导下，将原有的学农基地进行了全面种植，四亩杉木林进行了垦复，还新改了五分地的水田，扩大了学农基地。

    团结战斗，决不回头。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在省里召开的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以后，传来了一个所谓“现在教育质量低”，“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一个硬仗来打”的精神。这个精神在下面传达以后，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有的学校，校办工厂停了，学农基地丢了，队校挂钩关系脱掉了，兼职教师辞退了，大搞关门“提高质量”。这时，有的人便说“天然小学的学农也该收场了，要转过手来抓教学质量。”教育部门也有人多次在会上点名批评天然小学，并特意调了一个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到天然小学来刹车。来时，他们向这个教师明确地交待了任务，就是要缩小学农基地，集中精力抓课堂教学。这个教师在新学期的第一次贫管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贫下中农听了十分气愤。他们说：“学农基地是我们贫下中农和革命师生为了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亲手开出来的。现在有人要我们缩小学农基地，关起门来搞教学，这明明是要把学校拉到‘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一位校委员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苦头我们吃够了。今天再要我们走回头路，万万办不到！”党支部书记当时就顶他们说：“单纯书本知识衡量不出教育质量的高低，我们看教育质量，首先要看学校的大门为谁开，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如果脱离三大革命搞关门办学，分数再高，我们也不需要。”把他们顶得无言以对，只好走了。

    ……

    我的初中也是在这个村办小学读的。换句话说，我初中毕业于天然小学。这就奇了怪了，这是读的什么书。

    读初中那时学校最有文化、最有见识的老师，就是从岳阳县城上山下乡来的知识青年的代课老师，他们可能也刚刚初中毕业。上得最好的课是音乐和体育。教音乐的女老师能歌善舞，还在学校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天一清早宣传队的同学们就赶到学校来练基本功。我们排练了很多节目。记得有个小舞剧，是老师自编的，叫《割牛草》。说男生小新、小明和女生小红、小英去割牛草，但小明不愿意去。小明说我要去开拖拉机。大家做小明的思想工作，说割牛草和开机器都是做革命工作，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雷锋叔叔说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剧的音乐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音乐。我自然就演了那个思想好的男生小新。

    现在想来，我的初中我真不知道学过什么书本的东西，似乎没有任何记忆。我只记得用毛笔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只记得跟着我们那位漂亮的女老师带着宣传队到各个生产队的田边、到水库修建工地慰问演出。我那时是男主持人，锣鼓一响，我正步上场，把手里拿着的“红宝书”放在胸前，用我们自己认为标准的普通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天然小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贫下中农慰问演出，现在开始！”

    一切就是这样，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玩到了1977年。

    那年的五一劳动节刚过，校长说，要突击抓教学质量了，不能再玩了，因为7月份区教育组要组织全区初中毕业生统考。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不知道政治风云的变幻，这时倒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又要抓教学质量。我们是在村办的天然小学从小学到初中一路读上来的，老师也大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其实这几年也没读什么书，基本上在学农。

    统考如期举行。全区四个公社，多少个村办学校、多少初中毕业生不知道。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只觉得很好玩。也感到考题太容易。

    后来老师说，我考了全区第一名。

    自从我那晚梦见了那个我心中的北大，我这辈子就再也丢不掉这个北大的念想了。

    1977年9月，我进了高中。学校是黄沙街区中学，也叫岳阳县九中。

    从我家到学校，要过两条垅，翻过一座山，七八里路。村里的同学，甚至比我近的邻村的同学基本都读寄宿，我读“跑学”。其中的原因就是我的父亲拿不出我读寄宿的钱来。我读“跑学”第一期的五元钱学费都是同学家借的。在学校搭中餐，好像要交几十斤煤，但我家没有烧过煤，只有柴火，学校不收。煤也是同学家给的。

    高中的老师那就不一般了，他们渊博的知识，讲课的风格，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物理老师李卡良是文革前的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生（后来当了岳阳县一中校长）。化学老师朱志明也是湖南师范学院毕业生。语文老师蒋胜赦被誉为岳阳县的“一支笔”（后来退休了还为县政府和政府部门编过多卷史志）。我最喜欢的课是物理和化学，但那时高中的理化太简单。

    第一学期结束，我考了全校全年级第一名。

    高一的第二学期刚开学，老师说，恢复高考了，并在课堂上说得神乎其神，并说，只有半年，又要进行78年的高考了。

    有一天，班主任蒋胜赦老师叫我到他办公室，说：“你想不想参加高考？”我说：“想。可我还只读高一。”蒋老师说：“没问题，今年高考，老老少少都可以报名。”我说：“那我就试试！”

    第二天，校长就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今年的高考，除毕业班外，高一年级推荐四名同学参加高考。这四名同学的任务就是体验一下高考是怎么回事，回来跟同学们介绍经验，为了明年的高考。”

    后来，我们四名同学就插班到毕业班（18班），参加高考的紧张备考。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高二的课程我们都没学过。我们便在老师的指导下，借着毕业班同学的书来看。高二的物理、化学我一看就懂，但是数学却怎么也弄不明白。

    反正我们是来玩的、来体验的、凑热闹的，一点也不着急、不紧张。

    那天是一个神圣的日子——1978年7月20日。

    我走进高考的考场。

    我完全像平日一样，背着书包，书包里塞着一罐头瓶子的咸菜。从家里出发，过两条垅，翻一座山，走了七八里路赶考。

    大清早的，路上少有行人。好像只我一人。我起了大早，比平日早，老师说千万不能迟到，这是高考。他劝我寄宿几天，我说我习惯了。的确是习惯了，每天早晚来回十几里山路，只有我一个人孤独的身影。多年后，我在回答别人问起我高一那一年的经验时，我说，那可能要归功于每天山路上的思考、背诵和记忆。我感谢这条山路，但那天早晨，我忍不住哭了！

    头天晚上，我对刚从地里摸黑回来的父亲说：“我明天高考！”他只说：“好！好！”就累得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在我那罐头瓶子里，我母亲放的仍然是咸菜。

    不知过了多久，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成绩单是：

    化学 92分

    物理 90分

    语文 76分

    政治 64分

    数学 21分

    总分 343分

    1978年的高考，五门功课每门100分，满分是500分，湖南理科重点大学的分数线是350分。但当时的重点大学全国也只有80所，有不少省份没有一所重点大学。1978年名义上是叫做高考，但招生的学校也还包括了中等专业学校。那时能上中专就不错了。因此，录取分数线也从低分到高分为中专、大专、普通本科和重点大学。全国统一考试，分省划线录取。好像湖南的普通本科线是305分，我高出38分。我的一个初中老师也参加了高考，他考了210分，后来录取到岳阳湖滨师范学校。被中专录取就跳“农门”了，毕业后就可安排工作，就有了城市户口，就是“国家干部”。

    我到岳阳县城做了体检，通过了政审。然后，我填报了志愿。没有任何人指导，我是在县城体检时的住处一个大礼堂里开的通铺上填的。我填了5个志愿。最后的第五志愿是“湖南农学院园艺系”。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收到了“湖南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在我们乡下，就似乎我中了状元，大家奔走相告。

    我把这一消息第一时间跑到学校告诉我的班主任蒋胜赦老师。

    蒋老师只是笑了笑，说：“也好！也好！”

    我满以为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班主任也会像我的乡亲们一样满心欢喜。我一下愣住了。

    “实话说，真是有点可惜！”蒋老师摇摇头，告诉了我学校和老师们的想法。

    本来学校的意思是让我去“体验”高考的，目的是毕业时能考出好成绩。没想到我的分数超本科线三四十分。在当时，不说是农村的孩子，就是城里孩子，也不会放弃立即上大学的机会。但学校十分矛盾，高一就能考这样的成绩，那如果应届毕业再考，那不是北大、清华吗？有老师提出，要劝我放弃填报志愿，但大多数老师反对。一直到我被录取时，还有老师叹息说：“浪费人才了！又少了一个北大的学生！”

    北京大学就那么神奇吗？

    北京大学在哪里？我问别人。那时，一个乡里的孩子，我是太无知了，无知到可笑的地步。加之我没有学过历史，没有学过地理，那年头更没有课本以外的书可看。说起北京，我只知道有一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大学是不是就在天安门的边上呢？为什么我的老师一提起北大都是那么向往。

    我们天然大队的老支书说：“这上了大学，那就是过去的中了状元，那就是当了大官了，这十里八村也没一个，这是天然大队的光荣。”他组织大队干部开会，要热热闹闹地庆祝几天，白天唱花鼓戏，晚上放电影。

    老支书又安排我父亲摆酒席。父亲要我去学校请老师。我到了学校，只请了蒋老师一个人。后来在我家的几十桌酒席上，我只有一位老师，他被大家灌醉了。

    这几十年来我都时常想起这件事，我为什么只请了蒋老师？我为什么没有请关心我的校长和那些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呕心沥血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我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

    离上学的时间只有一周了。那天，父亲用鸡公车推了一车稻谷到公社粮站去卖。我在前面用一根绳子帮忙拉车。卖了钱，父亲带我到供销社的柜台上帮我买衣服。站柜台的营业员是几位大嫂。我父亲说：“我儿子要读大学了，买几件衣服。”大嫂们看我这么小，就说：“这才多大，就上大学？”父亲说：“十五。”

    大嫂们十分地热情，不停地推荐这件，推荐那件。一位大嫂拿了一件蓝色中山装让我试穿，很合身。父亲问：“多少钱？”“八块。”父亲摸了摸自己口袋里的钱，又指着另一件同式样的军黄色中山装问：“那件黄色的呢？”大嫂说：“那件只四块，是卡其布的。这件八块的是的确良的。你儿子到大城市去读大学，那要穿的确良的。”父亲犹豫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买了黄色的。父亲说：“黄色的可以买两件，可以换洗。”

    回家时已很晚了。这天买了不少日用品。我一进门，母亲就把我叫到里间屋。她揭开一个大锅盖，露出一个大兰花瓷碗。据说这是我家祖传了几代人的一个兰花瓷碗，碗里是香喷喷的鸡。母亲催着我吃，我说：“我吃不了这么多，叫弟弟妹妹一起吃吧。”母亲说：“吃不了明天再吃，你到学校没得吃的，他们有的是吃。”其实我知道，这是我家唯一的一只老母鸡了。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但到半夜就醒了，总睡不着。我想得很多很多。我想到我的同学、老师，我的父母，我的天然小学，我的黄沙街区中学，又想到我将要去的湖南农学院，我又突然想起了电影《决裂》。农学院的教授是不是都是电影里那个讲“马尾巴的功能”那样的老师？“多数在山头，少数在平地。”那是电影里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快天亮时，我又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

    我在我家的后山上，我在使劲地奔跑，穿过浓密的、高高的树丛，眼前突然一亮：一座宫殿展现在树林的深处。宫殿的屋顶，恰似一座金色的岛屿，金黄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环绕在那华丽的楼阁旁边的清清的池水，浮萍满地，碧绿而明净。那飞檐上有两条龙，金鳞金甲，活灵活现，似欲腾空飞去。我眼花缭乱。这是哪里？是皇宫？是圣殿？还是海市蜃楼？我又到了宫殿的门口，只见很多穿着长衫的年轻男女往里面走，他们的衣袖上却戴着“红卫兵”那样的袖章，袖章上却分明写着“北京大学”。

    我也拼命往里面挤，却被守门的老头拦住。我求老头放我进去，可老头却一声不吭，他只是笑，只是笑。我再定睛一看，这老头不就是我的班主任蒋老师吗？我请求老师让我进去，他仍然不说话。他一下就变成了“孔乙己”，也穿着长衫，这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多乎哉，不多也！”他把双手一摊，依然不许我进去。

    我哭着唤着。这时，从宫殿里传出一个声音：“准他进来。”

    我进到宫殿，里面金碧辉煌，殿堂宽阔无比。堂内跪着成千上万的刚才进来的戴着袖章的穿长衫的青年，圣殿上也是一个穿长衫的长者，长长的花白胡须，他在说着什么，那声音就是刚才准我进来的声音，特别的宏亮，在大厅里回荡。这宏亮的声音感染着每一个人，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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