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基本特征

    议会是我们研究的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之一。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议会中，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或群体的共同特征被强化了，但这并不会妨碍群体特征的表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这些完全不同的国家，其议会的辩论和投票却都惊人地相似，各国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哪怕只是最简单的问题，这些貌似智商和学识都优于常人的参议员，也都难以达成共识。

    议会制度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反映了一种观念：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作出的决定更明智而独立。虽然从心理学上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但在实际中却能得到广泛认可。

    在议会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感情夸张、以领袖人物为主导等。不过，由于其特殊的构成，与一般群体相比，它也有一些不同的特征。

    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观点的简单化。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有一种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简单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倾向，无一例外，虽然原则因党派的不同而异，但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张自己原则的价值，并且非把这原则贯彻到底不可。而这导致的结果是，议会成了各种极端意见的典型代表。

    议会的意见是质朴且简单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的议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议员头脑僵化，里面存在各种模棱两可的普遍观念。提到他们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们在经历一场革命，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贯彻自己的死板原则，选择这种教条化的待人处世方式，而且逻辑也含混不清，更不会去关心事实如何。只是一些十分简单的教条引导着他们，谁也没有看到这场革命，他们以为这种教条可以帮助自己彻底改造社会。

    最后，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了很多年以前，而且其文明程度仅相当于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这就是雅各宾党人的杰作。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采用和极端质朴的原始人同样的办法，不过是毁掉那些改革路上的障碍而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同伐异的观念根深蒂固，群体已经到了无视一切障碍的地步，无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波旁王朝后掌握实权的吉伦特派，还是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的山岳派，抑或法国南方的热月派，他们全都被同样的种族精神激励着。

    议而不决的议会

    正如所有群体一样，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暗示影响，这些暗示都来自极有声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所受的暗示界限非常明确。每个议会成员都会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固执己见，他们不会被任何论证说服。例如在贸易保护、酿酒业特权等与选民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即使有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57]或中国古代的苏秦[58]、张仪[59]的天赋，也无法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了暗示，这些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阻力，任何取消该建议的反对意见都不会被采纳，他们极力维护着自己的意见，保证它的绝对稳定性。

    只要涉及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这些人就不再坚持任何意见，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这时，领袖的建议才真正发挥作用。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虽然方式与普通的群体有所不同，但结果却大同小异。当一个众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时，出现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的现象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就是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议员在一刻钟之内做出截然相反表决的原因，或为某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的理由，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最后却又新增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一样。

    同样的原因，一些非常稳定的观点和一些十分易变的观点在每届议会中都经常存在。总的来说，由于一般性问题数量庞大，使得议而不决成为议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议员永远担心选民的意见，然而选民的意见还总是姗姗来迟，这很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决断力和影响力。

    退一万步讲，假设在涉及某个问题时，如果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见之明，那么在无数的辩论中，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显而易见，这些领袖的存在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在以团体首领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们才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不可否认，组成群体的人，如果群龙无首便终会一事无成，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极少数领导者的意见才会在议会表决中有所展示。

    领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声望，这样大家也就明白，他们提出的论据，断然不是形成影响力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最好的例证便是，一旦他们威信扫地，影响力也立刻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声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作为国民议会议员之一的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在威信扫地的两个月后，无所不能的路易·拿破仑沦落为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也是议会成员之一，他登上讲台试图说服议会接受他的某项建议，虽然他机智幽默、巧言善变，但却最终无功而返。虽然人们听他说话就如听法国政论家菲利克斯·皮亚说话一样快乐，但这并不能为他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说到菲利克斯·皮亚时，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尽管有些人的确聪明过人，智力超强，但这未必意味着他能更好地受人尊重。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只能默默无闻。

    议会群体受声望支配

    之所以政治集会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是因为它只是留心那些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而已，它并不在乎相关雄辩是否对国家有利。如果想和1848年的法国浪漫派抒情诗人阿尔封斯·德·拉马丁[60]与1871年的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61]拥有同样的崇敬，那就需要有急迫且坚定的利益来刺激、麻痹议会群体。当然伴随着危险的消失，它得到的恩惠和受到的惊吓也会立刻被人们忘得无影无踪。

    之所以举上面的例子，是因为它可以说明，一旦群体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他们都会立刻失去自己的个性。在领袖声望的影响之下，这些群体选择服从领袖，并且这种服从完全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可见它提供的解释严重缺乏心理学的知识。

    由此可见，享有足够声望的领袖几乎都可以掌握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他的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声望而得，后来很多年，他都一直左右着群体的意识，曾经他的一个手势，便导致了内阁的倒台。

    再后来，由于某些金融问题，他在大选中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有个记者曾报道过他的影响程度之深：

    这位××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为他付出的代价超过普通战争的三倍。

    由于他的一个错误决定，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由于他的轻信，在南尼日尔，我们被骗走了一个帝国；还有他的即兴言论，让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话语权。××先生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带来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对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的确使我们损失惨重，但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来自于顺应民意，只是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还无法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就是因为他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才助长了这所有的错误。

    引用上文，是为了讨论领袖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声望之外，还包括那些多次被我们提到过的因素。领袖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心，才能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即使理性认识不到，至少也要无意识中做到。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对支持自己的人民讲话更合适，对于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尤其需要重视。他还应具备特殊的诡辩之才，然后巧妙地运用夸张的断言来取代繁琐的证据，用生动的形象和甚为笼统的论证代替各种推理。在所有集会中，你都能看到政客随时在运用这种辩术，包括最严肃的英国议会。英国哲学家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因[62]曾说：

    我们可以看到，在议院的争吵中，整个辩论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大话和个人愤懑的意见之间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让群体接受用惊人之语所表达出来的笼统断言，其实向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这种断言从未被证实过，且我们明知永远不可能被证实也无所谓。

    上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严重都不会过分。

    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也被我们多次谈到。我们必须选择能够唤起生动形象的措辞。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我们的监狱坐落在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这艘船将驶向那里。

    在监狱里，关着声名狼藉的政客和目无法纪的杀人犯。这两种人此时如难兄难弟般臭味相投，他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结成两个帮派相互利用。

    这样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它能让所有听众都觉得，自己正处在社会渣滓的威胁之中。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两幅画：在一片贫病交加的土地上，一艘船正把社会渣滓送到那个地方。倘若让上面相关议会领导的对手当选，他们就成为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被流放到那片热病肆虐的地方。他们觉得无比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威胁论给国民公会议员的感觉如出一辙。

    在恐惧的影响下，任何群体都会向演说者投降。

    如何支配选民的情感

    夸大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不可能兑现的幸福承诺，对于领袖来说，永远都是有利无害。如上文演说家的断言一样，人们从来不会强烈地抵抗这类夸张的言论。演说者可以捏造各种谎言来威胁大众，以此来打击赞助竞争对手的金融家。恐怖分子实乃各国所讨厌的人群，只要演说者说该金融大腕和僧侣暗中勾结资助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那么该金融大腕就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日子会比那些目无法纪的人更不好过。这种断言永远有着神奇的力量，无论多么激烈的断言内容，也无论威胁被渲染得多么可怕，这对群体来说永远都不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这是最有效的辩术方法。即便有人持反驳意见，他也会担心被大家当做叛徒或遭到对手同伙的人身攻击。

    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可谓是所向披靡。尤其危难时刻，它的效果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大演说家的讲话，现在读起来都十分合乎这条规律。他们不约而同地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破口大骂暴君或当权者的残忍，打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旗号来鼓动众人。而在场的听众，也都纷纷被这些套话打动，每当听到这些演说词，演说者都会得到极其热烈的掌声，直到大家都得到冷静，他们才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会出现受过高等教育且智力优秀的领袖，但这些素质往往都是有利无害。倘若他想阐述事情的复杂性，然后希望通过琐碎的解释来赢得大众对问题的理解，那么，智力就会使他面对对手和大众的无知时，表现出异常的宽容胸怀。建立信徒信念必需的因素，就是理性，纵然它会大大削弱信徒的强硬与粗暴。

    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大革命时期，领袖的狭隘头脑实在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影响力最大的，也是这些头脑褊狭的人。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演说根本令人无法理解，若只看这些演说的发言稿，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常常自相矛盾又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小学生的歪理是他们在攻击和辩护中经常采用的观点。没有思想，措辞又不是非常让人喜欢，甚至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有的只是那些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比如法国教科书的常识和废话，可以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等，凡读过他们那些枯燥无趣的演讲稿的人，绝不会期待再次阅读。即使性格和蔼可亲的哲学家德穆兰[63]，也不免要扼腕长叹：“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荒谬的言论？”

    然而当极端狭隘的头脑与强烈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能给一个有声望的人带来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这种强有力的影响力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肉跳。如果你想无视各种障碍，拥有坚定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基本的条件。作为意志最薄弱的生物，群体会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海中寻找自己的主子，因为他们永远都需要领袖。

    由此可见，演说者的声望可以决定演说是否成功，这与他的证据或推理是否有力完全无关。无论一个演说者失去声望的理由是什么，他的影响力都会同时丧失，进而失去他用自己的意志影响选民表决的能力。

    若是一个只有论证且默默无闻的演说者出场，纵然讲稿论证如何充分，也都只能是让人听听而已。德索布先生是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他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声望的众议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讲稿，神情庄重地走上讲台，将其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后，自信地开始发言。

    在演讲前，他曾吹嘘能够让听众相信他的理论，他的发言足以使民众振奋。他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并且多次地强调自己的论证。总之异常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的心。在他看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他引用的证据。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同事会很有眼力，认为同事们会不约而同地认同他的观点和他的真理。

    但是开口后的他骤然发现，极其不安静的大厅里，那些听众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喧哗，他为之恼怒，但又发作不得，只能极力自我克制。

    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持安静，为何不愿意听他的发言？更有甚者议员们竟然无视他的发言，只顾私下的自己交头接耳，他们在干吗？更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有不少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伴随着脸上惊惶不安神情的出现，他的演讲声逐渐变小。最后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再次提高了嗓门，加重了语气，还配合了各种手势，但依旧无济于事。后来，听众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得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到，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他只好彻底停了下来。由于担心沉默的自己是否会遭受呵斥，他又只得硬着头皮勉强把自己的发言稿读完。

    议会群体在极度兴奋时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有区别，它的感情同样爱走极端，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罪行。议员个人不再是自己，他们完全失去自我之后，往往会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提议。

    容易丧失自我意识的议会群体

    法国大革命历史，说明了议会丧失自我意识的严重性，人们完全受那些与个人利益截然对立的人的建议所牵制，比如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

    在国民公会当权时期，这些贵族在某一个著名的夜晚，毅然决然地投票放弃自己的特权。这个投票意味着他们将沦为人皆可欺的平民百姓，但是与平民不同的是，一旦失去特权的权贵，必然会被民众狠狠地踩在脚下。

    但这些贵族却都选择了这条路。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的他们，其实也非常清楚，把同僚送上断头台的自己，明天也可能会遭遇同样的下场。

    实际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回头，好像实施那些令他们冲动的建议就是他们的必然使命一般。下面这段话，摘自这些放弃特权的人物之一——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他准确地记下了这种情况：“我们极力谴责这一项缺乏支持者的决定，在一天前我们还一致反对，现在居然就通过了；是提议者的危机论导致了这种情况，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议会上所有情绪激昂的决定背后，都能看到同样的无意识从众行为。泰纳说：

    批准那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提案，执行那些愚蠢透顶甚至是犯罪的措施——杀害无辜，杀害自己的朋友和领袖。在右派分子的支持下，左派分子全体同意把他们的首领丹东——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送上断头台。在左派分子的支持下，右派分子又全部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

    在热烈的赞扬和呐喊声中，议会不由自主地改选领导者，德布瓦、库车和罗伯斯庇尔等人在热烈的赞扬声中登上了权力巅峰，一个杀人成性的政府诞生了。平民派憎恶它，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也因为它草菅人命。无论平民派还是山岳派、多数派或少数派，竟然一致让使他们自相残杀的人物入主政府。牧月22日，议会成员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日，罗伯斯庇尔登台发言，在最后的15分钟里，这个议会再次同意了放弃特权、把自己交给刽子手的提案。

    这种昏天地暗的场面十分准确地表现了群体特征。兴奋或者头脑昏庸到一定程度的议会，便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会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

    斯布勒尔先生是一位执著地信仰民主主义的议员，他有一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群体夸张的感情在他的著作中得到很好的阐述，极端多变性使群体感情也极具极端化的倾向。我把这段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文字转引如下：

    共和派由于内部分裂、成员之间相互嫉妒和猜疑，由于盲目信任、行事不择手段等，最终坠入了地狱。

    一种信念能有多么质朴、天真，人们就会有多怀疑它。这群人毫无法律意识，从来不知道何为纪律，其行为也是极其恐怖，他们的幻想宛如天方夜谭般可笑荒诞。我想在这些方面，乡巴佬和孩子也比他们强。他们十分冷酷，也同样十分缺乏耐心；他们非常残暴，也同样非常驯顺。

    这种性格不成熟的状态，完全是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他们从来不为任何事情而吃惊，但任何事情都总是让他们感到慌乱。即会因为恐惧而胆小如鼠，也会因为大无畏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事物的原因和后果，他们从不充分考虑也从来都不在乎。时而灰心丧气、时而斗志昂扬的他们，极易惊慌失措，总是处在过于紧张或过于沮丧、完全背离环境所需的心境状态中。

    他们的情绪极易改变，头脑异常混乱且行为总是无常。请问，大家认为，这样一个团体能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特点并非经常出现。

    群体是议会在特定时候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都仍然保持自我，议会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专家是这些法律的创作者，他们安静地在书房里拟订草稿，可想而知，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都只是个人的产物，而并非集体的产物，所以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也只有当系列的修正案把法律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不论其性质如何，其品质总是相对低劣的。在专家会阻止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的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无法影响他，他却可以影响议会。

    议会制的必要性与弊端

    迄今为止，议会的运作虽然仍面对不少困难，但它依旧是人类所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摆脱个人独裁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记者、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议会制度也会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第一种危险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要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国家雇员加薪，这时候的其他议员会因为害怕被选民憎恶，就会断然沦为这些提议的牺牲品。他们完全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或者反对这些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会增加新的财政负担，必然要导致新税种的设立，但却不敢在投票时迟疑不决，更别说持反对意见。对自己来说，增加开支的后果由遥远的未来承担，这并没有什么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那么他们参与竞选的结果就会清晰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扩大开支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同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的补助金。这种状况下的任何议员都无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都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的条件。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危险，即议会对持续性增加的个人自由限制的问题，这看似不甚明显，却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已存在的大量真正限制性条款的法律所导致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又顾及到目光短浅的群体，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结果完全不能预知。

    这种危险不可避免，包括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给了其选民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无法避免这种危险。

    赫伯特·斯宾塞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人与国家》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个人自由不断地被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所限制，有两个方面的表现。每年都会制定大量法律，限制那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强迫公民去做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等。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使得政府被迫增加税收，而税收的多少就取决于公民的收入。增加公共权力，意味着公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这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司空见惯。

    各种限制的具体表现形式，斯宾塞并没有明确指出。生活中，正是大量这样的立法措施和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大大增加了负责法令实施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力。长此以往，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公务员。在政府不断更迭的过程中，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整个过程只有他们不受这种善变的影响，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可以永久地存在。而实行压迫性的专制，最合适的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日益增加的限制性法规，把生活的细枝末节都事无巨细地规范起来，毋庸置疑，这严重限制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缩小了公民的自由空间范围。各国都认为，制定完备的法律是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其实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此谬论蒙蔽了，这才导致每天都会有让人无法忍受的束缚性法律等待他们来批复。习惯于给人上套的政府，沦为奴才的地步很快就会达到，这会是一个国家公民失去自发精神与活力的国度。那时，我们的公民不过是些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真到了这个地步，注定个人都会去寻求他缺失的那种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也会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这又致使它们必须表现出个人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

    如果国家想要变成全能的上帝，它就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得知：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更不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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