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服选民群体

    选民群体是指有权选出某人担任某项职务的集体，它也属于异质性群体，但他们的行为仅限于一件事且规定相当明确，即在不同的候选人中作出选择，所以他们只具有少数的群体特征，如群体的推理能力极少、没有审慎的思考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等。此外，在他们的决定中也可以找到群众领袖的影响，和我们列举过的那些因素——断言、重复和传染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下说服选民群体的办法。从最成功的案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效的方法。

    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候选人应当享有声望。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候选人必须富有，能够取代个人声望的只有财富。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一点是，享有声望的候选人必须迫使选民不经讨论就全然接受自己。选民中的多数都是工人或农民，由于同行人没有声望，所以他们很少能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即使他们偶然选出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只是出于次要原因——泄愤，或是他可以产生自己一时成为主人的幻觉。

    若想确保自己取得成功，只有声望是远远不够的。选民特别在意他的贪婪和虚荣，在表现得非常清高的同时，还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许诺幸福，哪怕只是异想天开的许诺。

    如果选民是工人，侮辱和中伤雇主就是不二法门，那么你言论再怎么尖刻也不会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相信这个对手是个十足的无赖，必须达到人尽皆知的事实。其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费心都是徒劳的。如果对手不了解群体心理，他就会用各种证据为自己辩护，倘若不懂得用断言来对付断言，那么，他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候选人的文字性纲领也不可过于详细和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这些文字对付自己。但是在口头发挥中，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你可以毫不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虽然这些夸张的承诺能够产生巨大效果，但对未来却没有约束力，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进行观察，选民一般懒得为这事操心。他们才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究竟能在他所赞成的竞选纲领上走多远，虽然他以为正是这个纲领使他的选择有了保障。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便可以看到所有说服群体的因素。各种口号和套话有着神奇的控制力。对一个明白如何利用这些说服手段的演说家而言，能够用刀剑成就的事情，用这种办法照样也可以办到。像不义之财、卑鄙的剥削者、可敬的劳工、财富的社会化之类的说法，永远会产生同样强大的效果，尽管这些陈词滥调早已被重复过无数次。此外，如果候选人满嘴新词，其含义又贫乏抽象，极为模棱两可，那他就能够迎合完全不同阶层的各种愿望，也定能大获全胜。

    套话的力量

    套话含义复杂，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释，于是引发了1873年的西班牙革命。一位作者描述了这种说法：

    激进派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其实是改头换面的君主国，于是为了迁就他们，议会全体一致宣告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虽然投票者也解释不清楚自己投票赞成的是什么，但这个说法却能让众人皆大欢喜。人们无比高兴地陶醉其中，似乎看到美德与幸福的王国就在地球上诞生。如果某个共和主义者被对手拒绝授予联邦主义者的名称，那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在大街上相遇时，人们常用的问候语是：“联邦共和国万岁！”然后便会是一片赞美之声。他们认为军队没有纪律是一种美德，面对士兵自治，他们会大唱赞歌。人们是怎么理解“联邦共和国”的呢？有人认为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国的行政分权制相似的制度；有人则认为它意味着一切权力的破灭，迅速着手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巴塞罗那和安达路西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公社权力至上，他们建议在西班牙设立一万个独立的自治区，根据它们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这些自治区的同时禁止警察和军队的存在。

    这场叛乱很快便从南部各省的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蔓延。有个村庄发表了宣言，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电报线和铁路，以便切断与相邻地区和马德里的一切关系。一些处境凄惨的村民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为各立门户者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充斥着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没有理性的选民群体

    千万别去读那些有关选民集会的报道，选民的头脑完全不会受理性左右。在这种集会上，有时是言之凿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种惊人的言论此起彼伏，但绝对没有论证。即使那难得的片刻安静，也只是那处心积虑的人在煽风点火，声称自己要戏剧性地难倒候选人。但这些愚蠢反对派制造的平静非常短命，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根本无人关注，对手的叫喊很快就压倒了他们那点可怜的声音。报纸上有无数的类似事例，从中选出来的关于公众集会的以下报道，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一次公共的集会上，当会议的个别组织者请大会选举一名主席的时候，全场立刻骚乱起来。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人们相互扭打，每派都指责对方拿了政府佣金，是人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受伤。

    骚乱将会议拖延了很长的时间，说话的权利转移给了××同志。这位演讲人开始激烈抨击自由民主主义者，群体则用“白痴、无赖、流氓”等词骂他。针对这些脏话，××同志则非常巧妙给予反驳，最后根据这种理论推理，自由民主主义者全成了“白痴”或“可笑之人”。

    在第二次国际会议中，为给五一节工人庆祝会进行预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宫大街的商会大厅组织了一次大会。为了避免争论，会议提出了“沉着冷静”的口号。

    社会主义者被称为“G同志”，这个词是“白痴”和“骗子”的隐喻。大家为了这些恶意中伤之言而相互攻击，演讲者和听众甚至都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

    由此可见，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理性，论证和推理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不要以为这种描述只适用于固执的选民群体，更不要认为是否理性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管是什么样的集会，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会议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我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在所有的场合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明。例如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就有一篇关于学术集会的报道：

    那个晚上，会议越来越嘈杂，众人的争吵声有增无减。任何一个演讲者说上两句话，就会被人打断。时时刻刻都有人大声喧哗，场内喊叫声四起。演讲者在发言博得了喝彩声的同时，也听到了辱骂声。一些听众激烈地争吵着，有人挥舞着木棒，有人不停地击打地板。如果有人打断演讲者发言，听众不是叫嚷着：“把他轰下去！”就是大吼着：“让他说！”

    有一位学者，我们姑且称之为C先生，满嘴仁义道德，在他发言的时候，张口便批判某些人不是白痴，就是懦夫、恶棍、卑鄙无耻或唯利是图之人，社会充斥着打击与报复，世风日下，他宣称要消灭掉所有败坏道德的东西。

    人们也许会问，政治或派别不同的选民，意见怎么可能达成一致呢？问这种问题的人，等于为群体自由文过饰非，这个奇怪的谬论忽略了群体心理原始化的特征。大众的观点绝非是他们自己的，这些意见不过是被煽动的群体所接受的某种暗示，既然是暗示，自然合乎理性的可能也极低。

    这是因为，在类似选举的事件上，选举委员会操纵着选民的意见和选票，这些通常都是些有名政客的领袖人物，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向工人阶级承诺各种好处——他们熟知怎样将改头换面的个人意愿变成群体意识，因此得到了群体的拥戴，十分有影响力。正如民主人士米舍雷尔先生所言：“你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吗？它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它的零件不多不少。今日法国就长期被选举委员会统治着。”

    只要候选人能被群体所接受，且有着一定的财力，要对群体产生影响，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选举委员会之威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位选举委员口出狂言：假如有人汇款300万瑞士法郎给他，他能保证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

    选举制度的必要性

    选民群体和其他群体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我明白了它的命运，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愿意保留这种制度。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作进一步的阐述。

    无疑，普选的缺陷十分突出，所以我们很难视而不见。不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人的产物，这些人就如同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越来越低下，智力最为低下的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大众。然而一种文明的伟大，绝不能仅仅依靠数量庞大的低劣成员的选票，因为这样是完全无法让人放心的。另一件毋须怀疑的事情是，大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

    虽然这些不同意见从理论上说颇令人信服，但在实践中却毫无力度。只要还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得承认这一点。从哲学观点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击，但它却拥有着和昔日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它和过去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假如可以穿越时间，回到中世纪的现代自由思想家，你认为他敢攻击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吗？宗教至高无上，触犯他们的人，法官就会无情地把他送上火刑柱，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参与了女巫的宴会，他还敢质疑魔鬼或女巫的存在吗？

    试图通过讨论改变普选制度，不比群体的迷幻式的信念明智多少。于当前来说，普选的教条有着过去的宗教式威力。那些政客和记者提到民主时，他们表现出的阿谀奉承与谄媚之态，即使路易十四也不曾享受过。因此，我们对待普选制度，多少要像对待宗教教条一样，如果不赞同，那么就保持缄默，让时间去改变它。

    由于它那件自我伪饰的外衣，注定了致力于破坏这种教条是徒劳无功的。托克维尔说：“即使在平等的时代，人们也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对公众判断力的信赖几乎毫无节制，其原因就在于，要所有人同样开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选举结果与种族意识需求

    如果只让那些智力优秀的人参与选举，这样做能提高大众投票的质量吗？显然我也永远不会这么想，前文已经说过，一切群体，不管群体成员如何，即便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一旦进入群体，也会变得智力平平。我一点都不相信在某个普遍性的问题上，著名院士的投票会比40个蠢汉的投票更高明。

    不要认为只让有知识和有文化的人成为选民，被我们所诟病的普选投票结果就会大为改观。一个人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或者因为自己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的职业，就认为拥有特殊能力去深刻理解社会问题。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全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大都是教授或学者，但他们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贸易保护、双本位制等——达成过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人类普遍愚昧无知，学问更多时候不过是弱化了他们的无知而已，这完全拯救不了他们在深度问题上的低能。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因素太多，从本质上说，教授和农民的无知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即使是完全由学识渊博之人组成的选民群体，他们的投票结果也未必会比现在的情况改善得多。在这种问题上面，他们仍然受自己的感情和宗派精神支配。对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依旧是无法解决。而且，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有身份与有地位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也将会是压迫百姓的新暴政。

    大众的选举权，无论是被限制还是被鼓励，无论行使这种权利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之下，也无论是在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或西班牙，其结果都大同小异。我要说的只是：群体选举的结果，不过是一个种族意识的向往和需要。每个国家的当选者，他的一般意见都反映着种族的秉性，代代相承，这种秉性不会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我们一再遇到种族这个基本概念，由此可见，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民族主要是受其种族的秉性支配，也就是说，是受着某些品质的遗传残余的支配。所谓秉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种族和我们日常之需的枷锁，是决定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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