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群体的观点和信念

    群体的观点和信念的基础

    在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了解了群体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形成的缘由问题。

    群体意见和信念取决于两种因素：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能够使群体接受的某些信念，群体接受这些信念后，难以再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是以下情况出现的基础：突然冒出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某些观念开始盛行，其教条被付诸行动，一切看起来都十分突然。在这种表象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力量。

    随着这些长期性准备力量的延续，它们渐渐演变为说服群体实施行动的导火索，此时就变成了直接因素。当然若是没有那些准备性工作，直接因素也不会奏效。这就是说，直接因素是可以让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造成一定结果的因素。那些突然被大众贯彻的方案就是被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是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推翻政府的权力，这些都可归结于直接因素。

    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风化现象，那么直接因素便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纵然貌似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其实是房屋的地基不稳所致。

    在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发现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人人熟知的法国大革命，它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与科学思想的进步。具备了这些间接因素的准备之后，民众的大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打动，或者更愿意反抗朝廷不疼不痒的改良。

    某些间接因素往往具有普遍性，它们是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包括种族、传统、时代环境、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等。

    种族因素

    种族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各种因素。我在《民族心理学》中曾充分研究过。由于每个种族都有它的特点，而且这种特点又形成了它的形形色色的种族性格。这种性格的代代相传，便会形成这个种族的力量、信仰、制度和艺术。总而言之，这个种族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种族性格的外在表现。

    观念在不同的种族之间传播的同时，也总会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某些环境变化、突发事件，有的甚至可能会为一个民族带来新的暗示因素或者相当大的影响，同时还引导他们的行动，但如果这种影响与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与一个民族世代所继承的因素相对立，那么它也只是暂时性存在而已。

    种族因素的影响足够强大——它决定了群体气质的特征。

    这一事实的后果是，群体在不同的国家会表现出相当不同的信念与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英国的南海事件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密西西比股票疯涨，法国经济如日中天，在这些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胀的日子里，法国人失去了仅存的理性，不再满足于从事那些赢利较慢的产业，人人都渴望能够立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铤而走险，开始了一场大胆的风险计划。

    英国也已感受到这股火热的金融行情，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被这种离奇的计划所迷惑，千万双眼睛都饱含欣喜，仿佛看到了金银财宝迎面扑来的盛况。与法国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骨子里的那种强烈的理性成分发挥了作用，其实除了一部分执著坚持反对意见的当权者之外，普通百姓也并没有完全参与这场疯狂游戏。这也正是这场闹剧在法国持续了整整4年，而在英国只进行了8个月的主要原因。

    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必然还会有所涉及，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它对各个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

    正是这种影响存在着的差别，才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传统因素

    传统，可以说是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它对我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诸多难以察觉的巨大影响。传统是种族的特性之一，生物科学在胚胎学上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后，便发生了变化；假如我们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传统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如果这个理论妇孺皆知，想必历史科学一定会出现类似的变化。许多政客未必就比之前的学究们高明，但他们却始终坚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可以完全遵照理性指引下的唯一道路前进。

    等同于其他有机体，民族也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产生变化。因此，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的形式之外，一个民族传统的稳定性极强，传统的任何本质是不受人为改变的，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石一样，它需要长年累月的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它们形成群体的时候更为突出。如上所述，能够轻易改变的，只不过是传统的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倘若脱离了传统，民族气质和文明也都将不复存在。人类通过两大努力来保持传统，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便努力扼杀这种传统。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旧传统，文明就不可能延续；反之，则文明就不可能进步。

    而我们要面对一个困难——一个极其严重的困难——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的习俗过于牢固，那么就很难发生变化，这种例子多如繁星，许多国家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故步自封，致使整个国家丧失了各种创造能力。即使暴力革命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样也不过是将打碎的锁链重新拼接而已，再现过去的习俗；或者是完全无视被破坏的事物，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

    相对民族而言，最理想的状态便是保留过去制度的同时又在潜移默化中循序渐进。想要在稳定和变革之间取得平衡，这本来就很困难。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阻挠一切变革。至今为止，能在不知不觉中成功变革的也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的英国人。

    群体疯狂地迷恋传统，他们总是抱残守缺，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那些传统观念。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也不过是嘴皮子战争而已。18世纪末，当时的法国教堂被毁，僧侣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命丧断头台，甚至礼拜制度也一度销声匿迹。人们几度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丧失殆尽。但几年后，统治者为了顺应平民大众的要求，礼拜制度又奇迹般地建立了起来，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我想最不受质疑的偶像并不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专制的暴君——他们瞬间就能被摧毁。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是那些隐形的主人——传统，它能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有在漫长的时间里日益消磨直至产生新的传统的时候，它才可能会被打破。

    时间因素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如同时间对于生物学问题，它也是影响群体心理特征最有力的间接因素之一。

    即使是种族因素，也逃不过时间的影响，因为时间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世界万物唯一的毁灭者。积土成山、滴水穿石需要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进化到高端的人类入住地球，也是需要时间。短短的几百年，便足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一切都呈现沧海桑田的面貌。毫不夸张地说，假如蚂蚁有足够的时间，它们完全可以把勃朗峰夷为平地。所以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拥有了上帝的权力。退一万步讲，倘若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类便也无法繁衍壮大进而形成民族。时间可以引起种种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时间可以酝酿群体的观点和信念，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这就是症结所在。

    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受时间左右而堆积成山，它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非掷骰子一样，输赢完全依赖着运气，它们是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是因为时间的未雨绸缪之效。要想了解它们的起源，人们就必须回顾过往。

    这些信仰和观念既是历史的儿女，还是未来的母亲，但它却永远都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络绎不绝的基督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朝圣者若想进入圣地，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的税金。

    这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怒火中烧，穷困潦倒的人们只能在耶路撒冷城外徘徊驻足，直到遇到一位富裕的信徒慷慨解囊后才纷纷得以顺利进城。可想而知，这时期的耶路撒冷统治者，他们的滚滚财源便是这些无穷尽的朝圣者。

    伴随着势不可挡的朝圣者，统治者便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他们处心积虑地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数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进城税等，这些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的矛盾越发深厚，危机一触即发。

    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后赶到耶路撒冷，没想到竟受到了各种虐待。这让彼得义愤填膺，他到处进行演讲，以此来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控述基督徒在圣地受到的虐待，最终惊动了教会上层，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试想如果没有这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又怎会在一夜之间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我们对大众可怕的抱负和其所遭受的迫害而引发的骚乱深感不安。其实如果想要恢复平衡，除了时间别无他法。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历经数百年才被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

    制度因素

    改革社会的弊端可以通过改进统治制度来进行，国家进步是好制度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诸如这些看法至今仍被世界各类人士广泛认同，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这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目前的各派学说也仍然以此为基础。

    连续性最强的经验教训也无法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想证明它的荒谬，最终枉费心机。不过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因为法典的改写而被改写。

    对一个民族而言，他们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如同我们不能恣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由于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也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一个时代，而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一个民族该如何被统治由它的性格决定。形成一种政治制度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所以要改变它也同样需要这么多时间。世界上不会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或者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就其本身而言，各种制度其实无所谓好坏。

    当然，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未必对另一个民族也会有利。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更为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更为幸福。可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英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中，反倒是那些拉丁美洲与非洲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还常常专制而嚣张地压迫公民。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但毕竟决定着各个民族命运的是种族性格，而不是他们的共和政府。

    如同小孩子玩把戏一样，浪费时间去炮制各种煞有其事的宪法，不过是无知的修辞学家徒劳的工作。要真正意义上地完善宪政，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必要性和时间这两个关键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如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的话一样：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应当真诚地学习这种方法。他认为，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法律，只会看见一片荒谬与矛盾。他对疯狂的拉丁民族所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比较后指出，后者总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且英国制订宪法遵循如下五大原则：

    1.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2.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的考虑是否方便实用；

    3.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有明显的缺憾，否则绝对不变革；

    4.除非能够消除这些缺憾，否则绝不进行革新；

    5.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订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这五大原则，从约翰国王时代延续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直支配着二百多年的议会，让他们的行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想要弄清各个民族的法律与制度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程度如何，没有必要进行粗暴的变革，对它们逐一审查即可。比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由不同民族构成的法国，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但当法国的人民感觉到不满时，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粗暴的革命。一场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平息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大革命在毁灭了一套旧集权制的同时，又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并且新的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最后更具压迫性。

    由此看来，我们就得承认法国迫切需要的就是集权制，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然而对于那些总是奢谈摧毁集权制度的智障人群，我们应当深表同情。

    所以说，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无法单纯用制度就能解决的，到制度中去寻找民族的幸福也是不妥当的。以暴力革命作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只不过是符号代称而已，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就会发现这些因素其实无关紧要。

    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众多拉美国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疯狂痴迷地效仿制定各种章法，结果却异常不乐观。

    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然而其他国家，比如西班牙曾殖民统治过的那些美洲共和国，它们的制度极其相似，但后者却生活在较为混乱的状态之中。可见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衰败毫不相干。事实证明各个民族完全是受自己的性格支配，凡与这种个性格格不入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临时性伪装而已。

    但是这一点，大众群体是完全意识不到的，他们将种种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他们如同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去对待尚未实行的制度，无形中赋予这些制度可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冲击民众的头脑，尤其是后者，它们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所以由于某些制度的强行建立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

    教育因素

    当前的主要观念中，首先提出的是：教育能够改变人。这种观点认为，教育能神奇且全能地改造大众，甚至能让社会底层的人彻底翻身，实现与贵族或少数精英平起平坐的宏愿。人们不断地重复着这种主张，当一种观念被无数次重复之后，可想而知，它就足以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而今若想要击败这个信条，就会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重重。

    和其他诸多问题相似，对这个问题，民主观念、心理学和诸多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也都有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有道德，也不会使人更为幸福；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人天生的热情。甚至在某些时候，教育的坏处还会远大于它的好处——倘若受到不良引导的话。

    统计学家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根据统计学家的观点，犯罪会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现实生活中那些社会上最坏的一些敌人，也都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本著作显示，受过教育的罪犯群体和文盲罪犯群体的比率是3：1。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令人吃惊的是，单位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中的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2.3倍之多。

    在法国，这一点尤为显著，据调查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会为这些年轻人提供诸多免费的义务制教育。而往往那些最后成为社会敌人的，却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当然，正确的引导和教育还是非常有益的——就算不能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拉丁民族竟然把他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异常错误的原则中，尽管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他们依然重蹈覆辙。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我本人也多次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这种制度可能很吻合拉丁民族的秉性，其实这种教育制度是完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理论上，这种理论荒诞地认为，智力是通过刻苦钻研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健的提高。

    从小学到大学，一个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的年轻人，你很难想象，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怎样才能健康地得以施展。对于他们而言，受教育只是意味着背书和服从。在学校里对着语法和公式努力的学生大有人在，他们为的是做到准确的重复和出色的模仿，这种教育唯一的成就只是把我们变成学舌的鹦鹉。

    如果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的，那我们尚可还有理由去同情那些孩子们，虽然他们没有在学校里从事真正必要的学习，但好歹学会了基本的传统文化和科学常识。然而事实上，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它会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只想逃之夭夭。

    这会严重导致工人不想做工人，农民不想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公务员这碗饭之外，都不想让他们的后代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让他们有一个铁饭碗，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懂得结党营私，这无须任何自我定向，也不必有哪怕丁点儿的个人主动性。

    在社会底层，应试教育制度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总是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造反。在高层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纨绔子弟，他们轻信多疑，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一边把它视若天道，一边却又充满敌意，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但若离开了当局的支撑，他们必定会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了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可利用的人才却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却只能无所适从。于是，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的最高层到它的最底层，从最卑微的小秘书到权威教授和警察局局长，有大量炫耀文凭的人群，他们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一个得心应手的生意助手是难上加难，成千上万的失业大军与谋求安逸的人，却不约而同地都执著于谋求最平庸的机关差事。

    仅仅是在塞纳，这个地方就有近千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活，可是名额毕竟有限，这就致使大量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心怀愤懑。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头领是谁，也不管目标为何。

    掌握那些毫无用处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我们教育制度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徒增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比比皆是。

    迷途知返就为时不晚。只有这位经验最好的老师才会最终指出我们的错误——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用勤劳的教育取而代之，让我们的年轻人重回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而今不惜任何代价都执意逃避接触辛勤的现状。机械化地向年轻人灌输大量的肤浅知识，培训他们完美背诵教科书的能力，他们的智力水平不可能得到提高。判断力、经验、开拓精神和个性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然而我们在书中是很难获取这些优良品质的，教科书和字典纵然是实用性很强的参考工具，但长久地把它们放在脑海里是毫无益处的。

    所有受教育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专业教育实际上都是我们祖辈所理解的教育。

    当今社会，这种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在世界中称雄称霸的教育模式依然强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曾经多次在系列篇章中清楚地表示，国内往昔的教育制度与今天的英国和美国相似性极强。关于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当泰纳非同寻常地进行比对时，他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既能提高专业智力，又能使它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纳先生说：

    只有在自然且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正确的理念。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的表现是否好，也不管他们是否盈利。也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得孩子们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多少产生一定的理解。

    这些细节学习人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然后默默地推敲，直至悄然成形，无论怎样相关提示都会产生，只是来早与来迟而已。他们会依据相关提示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然而我们恰恰却都是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那些所有与宝贵的接触、不可或缺的学习因素都被无情地剥夺殆尽，在被赶进学校的时间都是七八个年头，我们被切断了所有亲身体验的机会，这些致使我们后来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尤其对于控制相关人事的各种办法，没能得到更为鲜明且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相当大比例的人都多少在这样的几个年头，浪费掉了属于他们的辛勤和努力，而且都是浪费在相对关键和决定性的年头里。他们之间甚至是2/3的人，都为考试而活，进而被残酷地淘汰。

    人们成功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等相关文凭，而后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着一个答辩团，他们在两个多小时里，持续性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活清单的敬畏感，力争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但往往不到一个月，在脑子里那些纷繁复杂的知识持续性流失后，又伴随着新元素的丧失，这时候再次通过考试的梦想就俨然是天方夜谭。他们的精神活力已经衰退，继续成长的潜力也逐渐枯萎，这就导致他在面对这种可以满足自我充分发展的机遇时，反倒是异常的筋疲力尽。

    和普通大众一样，他成家立业，最终彻底落入生活的俗套。在落入这种俗套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日后的自己，必然会封闭在自我的狭隘之中。即便工作中称得上所谓的安分守己，但也只是仅此而已。

    这就是所谓的平庸生活，它的收益和风险完全是不成比例。

    在教育青年人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做得更好。

    英国工程师之所以学有所成，主要归功于车间里的训练，而绝非是学校里的传统教学。这种办法足以表明，人人都有机会达到他的智力允许达到的水平。

    倘若他是个平庸的人，完全没有可塑性的能力，那么他做工人或领班就绰绰有余；但如果他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相对个人前程而言，一个人数小时笔试的途径自然没有这种方法更民主，对社会贡献更多。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在黄金年龄就开始工作的学生们，纵然大家都有机会接受大众化教育，在真正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都是按部就班地经历着学徒期，这达到了让他们更好地学以致用的效果，而且空闲时间他还能得到多样化的技能，这无疑是把自己成功锻造成一个全面且健康的人的过程。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学生的才能互相呼应，并且由于目前所锻炼的工作与未来工作的通融性，使得诸多的发展方向也完全吻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要求。

    所以，英美两国的年轻人，他们的自我发挥能力特别强。他不但可以成为固定工作者，甚至还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还是高效发动机。而在制度问题截然相反的法国，我们却越来越向个别亚洲国家看齐——相关人力浪费我们多少还可以接受一些，但是教育制度和实践生活持续性格格不入的趋势实在是让人咋舌。

    分析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后，针对相关差距问题，泰纳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消化理论、亲近教科书的时间不但是无比漫长，而且还时刻超负荷运转。采用诸如此类糟糕透顶的方法，使得拉丁民族形成了严重违反自然和社会抗衡的制度。

    人们只是盲目地坚持冗长的学徒期和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以及过多的人为训练、填鸭式教学，而总是缺乏对将来时代的考虑，缺乏对学院职业的安排。他们对即将投入现实世界的年轻人装聋作哑，完全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如何认识到自我生存的必然斗争，还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的意志……所有必要的准备、所有重要的学习以及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念……历来都是这样，凡是年轻人应该拥有的知识，我们的学校总是置若罔闻。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使得年轻人不但没有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反而还时刻存在被湮没的风险，这也总是给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造成各方面的硬伤，在他们进入某个活动领域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系列的痛苦与折磨的开始，由此而生的伤痛往往久久不能痊愈，更严重的会致使人丧失正常的生活自理能力。

    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教育制度，严重误导和扭曲了年轻人的精神与道德，而且对他们的健全人格和正常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学校的幻想与美梦也彻底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欺骗感、失望感，这完全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够健全的青年人难以承受的。

    我相信会存在部分人，他们认为我对相关教育制度的批判，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而且相对片面化。但是如果我们想厘清那些如今正在大众中酝酿、明天即将付诸行动的各种想法和信念产生的源头，以及那些丑化的大众头脑究竟是如何在当前制度氛围内培养出来的，甚至是冷漠而中立的大众是如何摇身变为一支愤懑的大军，而后随时做好顺服一切乌托邦分子和巧言善变的暗示的，我们就必须“饮水思源”。至少在改善或恶化大众的头脑方面，不可否认的是，教育的作用的确占有一定分量。

    如果还看不清教育制度的荒谬，放纵我们的学校持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狂热暴徒、无知庸众，可想而知，不远的未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路搭桥的，正是我们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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