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
简单来说，当众多的人集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了一个“群体”。但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个“群体”还不能称之为群体，毕竟其中的每个人都还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识的纪律，这些人只是偶然性相聚而已，其实与每个人自己独处时没任何区别。
群体，并非随便几个人就能构成所谓的群体，它是相对个体而言的。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通过相关方式而聚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所以，依据心理学的定义，诸多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而没有任何明确的共同目标的人群，只能看成一群在一起的人而已，万不能称之为群体。比如传统节日里的聚会、集会或者协作劳动的集体等。
特定条件下，且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集聚成群的人，他们的心理才会表现出某些新的特点。此时他们的思想感情便聚焦于同一事物上，个人性格也随之消失。即便他们不再同处，但只要思想感情一致，那也算是同一个群体。在大家共同考虑相同的问题时，也就形成了一个群体。如国家大事，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激情触动。尽管诸多的民族和国民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处——人数实在太多——但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彼此相距多远，他们都会关注同一件事，思想永远在一个频道，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很难准确地阐述群体心理，群体中，倘若构成群体的某个民族的人占群体比例有差异抑或其他组织结构差异，都会致使群体心理相去甚远。刺激因素的不同，群体心理也自然不同。即便是同类型刺激，也会因为刺激强度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群体心理表现。
可见，诸多因素的变化加大了对群体心理研究的障碍，实际上，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同样会出现这些问题。
任何精神结构都有富含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然而环境突变更能突出地表现这种可能性。终生幸福不变的人，只存在于小说世界里。完全一致的环境，它可以塑造单一性的族群性格。这也就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曾经温和敦厚的法国国民沦落为残忍暴徒。
很显然，环境的变动左右了他们性情的转变。环境正常时，民众安分守己，官员体贴民众；环境突变时，他们便会邪恶、残暴，更甚者骇人听闻。暴动得以平息，暴民便又惯性地恢复老实与温厚，大英雄拿破仑[3]的那些俯首帖耳的恭顺臣民，曾经大多数都是残忍、无情的暴民。
介于无法全面地研究那些强弱程度不同的组织群体，我们选择重点研究那些成熟群体——已经完全进入组织化阶段的群体，或者说心理群体。唯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清楚群体演变的最终结果——无论最终变成什么模样——它肯定不会原地踏步，只有在这种已经出现组织倾向的群体中，才能更好地探知那些未知且莫测的特征。
群体存在的心理特征中，有些特征同于个人，有些则是完全专属于群体，只能在群体中方能觉察到，这也正是我们探究的心理特征。
一个心理群体最惊人的特点：群体中的成员，无论是谁，无论生活方式多么迥异，也无论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智商，只要他们是同一个群体，就会拥有同一种情感取向——集体心理。
退一万步讲，如果不在同一个群体，那么有些观念和感情，独立的个人是完全无法产生，即便产生，也不可能转化为行动。但是当个人成为群体成员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到他言行举止中不可思议的变化。
群体心理的共同特征
把完全不同的个人组织到一起，就会是一种全新的存在，而这种全新的存在与构成这种存在的任何个人都没有共同之处。当独立的个体成为群体成员之一时，他的情感、思维以及行动都会与单独行动的时候大有不同。
心理群体是一个暂时组成的群体，成员的品质千差万别，当足够数量的不同个体聚集在一起，就好比诸多有机生物聚集后所形成的细胞一般，在它们组成一个新生命体时，其特征与构成自然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细胞组织。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4]对群体心理有一个错误的见解：一个群体的表现，是该群体构成要素的总和，或是它们的平均值。此观点显然不正确，它还缺乏统计学上的依据和相关例证。群体表现的实质就好比几种化学元素反应后形成的新物质一样，如酸碱化合，会生成全新的化学物质，也正是由于前后属性的不同，才使得它拥有新元素的基本属性。
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四个特点：
一、自我人格的暂时消退；二、无意识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三、情感和思想所受的种种影响转向同一个方向；四、暗示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
证明群体中的个人行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并不困难，然而困难的是寻找原因。若想了解其中原因，就必须牢记现代心理学的真理：无意识本能不但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还存在于智力活动中，它完全发挥着压倒性作用。有意识因素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较而言，始终是作用微妙。无论分析家和社会学家多么的细心和敏锐，他们所观察到的无意识动机，都不过是九牛一毛。
群体中，个人的才智和个性都会被削弱，相应的作为个体的异质循环被同质化，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无意识品质，而正是这种无意识品质，它可以决定群体的智慧。
我们追问，为什么群体不能完成高智力工作？这一切皆是由于群体那很普通的品质。倘若涉及大众利益的决策，大多只能依赖形形色色的专家和精明的领导者在会议中做出决定。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使是业内优秀专家的决定，也未必就差于那些蠢人的决策。
专家无论如何高明，但凡受困于群体意识，也必然沦为平庸之辈，进而处理工作也只能庸碌而为。确实，群体品质的叠加源于愚蠢的叠加，毕竟真正的智慧早被集体无意识给淹没了。
我们惯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来强调大众在智力上的优势，事实说明，任何独立的个体都会比“群体”更聪明，而最不靠谱的也往往是大众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是指大众群体，那么“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5]更聪明”就根本无法成立，倒是“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更值得人信赖。
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就意味着越容易导致群体思维的错误；反之，就越不容易形成统一、正确的意念。更糟糕的是，这个正确的结论与推出此结论的原始论据产生了直接冲突。倘若群体中的个人把自己的愚蠢及平庸集中地表现出来，试问群体创造出的全新特征又该从何说起呢？这也是我们正要探讨的问题。
受无意识本能支配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出于自己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然而我们却普遍认为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是经过理性意识而产生的。有太多让我们意识不到的理由，悄然隐匿在似是而非的根源背后。这恰恰是由于我们的有意识行为主要受遗传影响，它是深层无意识本能的产物。
这些无意识的本能隐藏着世代相传的共同特性，巧妙地构成了各个种族的先天秉性，由此可见，同民族的个人特征极其相似，即便略有不同，它们也只是更多体现在意识层面而已，其他部分是教育的结果。我们承认教育能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真正决定性格的仍然是固结在基因链条上面的独特遗传特征。
若要追究相关症因，就务必重视现代心理学所提供的正确思维分析——无意识本能不但主宰着有机体的生活，而且主宰着有机体的智力活动。
意识，在所有决定我们行为和精神生活的因素中，是人们最为熟知的因素，然而它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对潜意识作用而言，更是不值一提。
纵然人们在智力上的差异有着天壤之别，但本能和情感却异常相似，尤其在信仰、政治观点、道德评价、个人爱憎等这些近乎纯粹的感性表达中，多数人几乎秉持完全一致的情感本能。即便那些博学多才、理想远大者，他们的本能和情感也并不比凡夫俗子理性多少。
由于惯性思维，我们会多少认为智力超凡的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依旧是出类拔萃。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同一种族的人都有着某种普遍的性格特征，这种差异不会因智力上的差距或后天的教育而有丝毫变动。所以，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人在同等程度上所具备的相关特征，也就变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
一个鞋匠和一个数学家，在智力上纵然有天壤之别，但从性格角度分析，他们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是找不出任何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削弱了个人才智和特性的同时，也同化了彼此的差异，导致人类的无意识占了上风。
个人责任感缺失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小故事说明群体会使个人责任感降低到何种程度。
有一天，在美国纽约郊外的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的年轻女子，她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途中突然遇刺。于是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的同时，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吓跑了凶手。可是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
当被害人再次喊叫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
她以为自己没事了，没想到上楼的时候，凶手再次地出现，结果这名可怜的女子被杀死在楼梯上。这个过程中，虽然她大呼救命，而且到窗前察看的邻居也至少有38位，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来救她，甚至连报警的人都没有。
这件事引起纽约社会的强烈轰动，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
心理学家调查发现，不能单纯地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归咎于大众的冷酷无情和社会的道德沦丧。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方式确实不同。如果有人遇到紧急情况，此时又只有一个旁观者，这个旁观者就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及时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因为如果这个旁观者见死不救，他心里必然就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他会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然而在在场者众多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帮助求助者的责任人人都可分担，这样便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责任感也就越弱，甚至还有可能忽视这份责任，产生“我不去救，别人会去救”的麻木心理，因此人越多，群体会越麻木不仁。
对个人来说，一般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行为的后果由集体承担。于是，那些胆大妄为之徒便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忘情地肆意发泄自己本能的欲望。群体让个体成员的行为不再受众人监视——众人也只监视群体整体行为。每个融入群体中的人，都仿佛穿了隐身衣，如同一个隐姓埋名的作案者。因此，约束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泯灭——人们找不到理由再自我约束，更无法控制本能的放纵不羁。
所以，群体行为具有不可思议的极端——最崇高或者最卑劣；最正义或者最邪恶。
容易因情绪传染而从众
相互传染的情绪决定着群体的特点，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以及群体接受暗示的倾向。传染是否存在很容易确定，但要解释清楚传染如何影响群体却并非易事，我们必须把它视为一种催眠方法。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备传染性，其程度之强，足够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这是一种与本性完全对立的极端，如果不是群体中的人，他很难具备这种勇气。
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个人，他会感觉自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然后任凭这种陌生的力量左右，由于心头弥漫的壮怀激烈的情感，他的行为背离日常习惯，与他独立生活时判若两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群体情绪所传染，那些未被群体情绪所感染的人就会沦为集体情感的敌人。这股非理性力量主宰着被传染了的群体，他们为所欲为，直到这个群体不断分化，才得以平息这种极端的情绪。
非群体成员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出群体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是智力低下的凡夫俗子也能迅速做出判断。然而即使是天资过人的心理学家，也未必就能说清群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下面的小故事就很好地反映了群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人的。
1523年6月上旬，伦敦的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潮水会于1524年2月1日淹没伦敦城，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相信。人们纷纷打点行装迁居至伦敦城外的地区。这种迁徙行为更加速了预言的传播速度。当距离预测的灾难日越来越近时，移民的数量也在飞速增加。
1524年1月，携妻带子的平民百姓，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达官贵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到1月中旬时，至少有两万人离开了伦敦。人们认为，伦敦是一个注定要被毁灭的地方，有钱人还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也不例外。
出人意料的是泰晤士河潮水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袭卷伦敦，愤怒的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预言家灵机一动，声称洪水淹没伦敦的日期并没有错，只是发生在下个世纪，由于自己计算疏忽，进而算错了一个小数字。
如此低劣的胡言乱语，却在群体之中广为传播，由此可见，群体有多无知，这也说明出于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传染病一样的威力。除了令人狂乱之外，还能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使人的行为彻底突破正常的人格界限。
容易因接受暗示而从众
大多数时候的我们都是理性的，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然而这种理性，只存在于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只要我们加入了某个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就会随之消失，我们会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理性意识的状态，对那些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因此，我们会做出一些和我们性格、习惯完全反常的行为。
正如人被催眠师晃动水晶球催眠了一样，他陷入了极度兴奋的无意识状态。大脑的理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这时的人完全听命于脊椎神经接收到的外部信号，沦为了催眠师随意支配、完全无意识的奴隶！当人们有意识的自我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明晰的意识与判断力荡然无存时，他们的思想便完全听命于催眠师的指令，情感也沦为可以操纵的对象，对催眠师的信任近乎迷信状态。
心理群体中的个人处在这种状态时，也会像被催眠的人一样，随着某些能力被破坏，进而某些能力得到异常地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个人会无意识地冲动行事。这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作用，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增强它的力量，这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加无法抗拒。意志力强大到足以抵制这些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这种现象根本无法逆流而动，要么离开这个群体，要么融入这个群体。要想改变群体的种种行为，除非首先改变这种暗示。
有时候，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都可以阻止群体的血腥与暴行。
我们的潜意识都酷似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便意味着释放出大量本能性的冲动力量。暗示——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强行取代群体成员的个体人格——也许只是将某种蛰伏力量唤醒，但是这种被唤醒的力量，足够强大到湮灭群体性格的诸多原有部分。
人类历史上，那些所有揭示未来奥秘的手段中，象征和征兆极为重要。许多事物都被预言家们看作或凶或吉的预兆，但是只要我们稍微理性分析，便能看出这种方法荒唐至极。
迷信征兆的人大量存在，不仅有社会底层的百姓，还有诸多学者、政客和军人。对那些软弱又轻信的人来说，在清晨遇到一头母猪或黑猫，就意味着一天不吉利；遇见一头驴，则意味着要遭遇不幸。如果梦见掉头发，便认为将有亲人发生不幸，更有甚者认为其他人也会霉运连连。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这也正是很多地方的大楼，都没有十三与十四层的原因。
群体具有一种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特征——暗示能对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产生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伴随群体的情绪传递链条会逐渐强大，这些情绪会使他们做出超乎想象的事情。除非有谁熟谙群体特性与暗示技巧，否则想平息这种群体性冲动就无异于天方夜谭。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与陪审员截然不同的判决，议会实施着身为个人的每个议员都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都是彬彬有礼的文明公民，但自从结成群体之后，却毫不犹豫地执行了那些违背人伦的指令，做出了惨无人道的野蛮暴行，无数清白无辜的人被送上断头台。不但如此，他们还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自己作为贵族的特权，着实可悲的是，即使面对自己群体的成员，他们也同样滥杀无辜。
群体人不但在行动上与独立个体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在完全丧失独立性之前，他们的思想情感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彻底，以至于让守财奴变得挥霍，把怀疑论者改造成忠实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勇士。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789年8月4日夜，法国贵族们会因一时情绪激昂，全然放弃自己的特权。试想如果让那些贵族单独考虑这项决议，恐怕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支持这样的选择。
这是群体低于独立个人智力的有效证明，若从感情及其激起的相关行动来看，群体既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也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差，这完全取决于环境和群体所接受的暗示性信息。这也正是仅从犯罪学角度去研究群体心理特征的学者完全无法理解的要点。
自我人格消失
伴随着人的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便会逐渐大行其道，思想和感情也都会因暗示的力量相互传染，致使集体意识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暗示信息理所当然地就会转化为行动的倾向。
融入群体后，个人的明确身份与个性逐渐消失，直到个人彻底沦为不受自我理智控制的玩偶。群体人不只是在行动上与个人的普遍行为无法一致，思想感情更是截然相反。理智的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去做每件事情，但是群体人却时常茫然无知。正如生物本身有自己的行为目标，但构成生物本身的细胞，却没有目标一样。
孤立的个人，在他意志独立存在，或拥有正常智力的时候，可能都很有教养，至少他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文明人。然而当他沦为群体中的一个有机分子时，立即就退化到了原始人状态，此时的他，只受无意识本能的支配，表现出原始人特有的热情和慷慨。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群体人甘愿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当他们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影响。但处于群体中，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做出与自己利益完全相悖的事，或者与自己平时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其实作为群体中的独立个体，都不过是众多沙砾中的一粒，他们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这就把群体人拉入了文明人的黑名单。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案件，原告是一位未婚的女孩，一天，她应邀到被告家看马戏表演，她刚入座，被告的仆人牵着一匹马穿过大厅来到她的面前表演马术。
由于这匹马的屁股对着原告，把马粪拉在了她的大腿上，在场的所有人看到这幕之后，非但没有人去帮助小姑娘，反倒皆是哄堂大笑。原告因此羞愤尴尬，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由于受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原告盛怒之下便把这些人全都告上了法庭，起诉书中罗列了各种起诉理由，第一条就是：这些人良知感极低，他们麻木不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令人欣慰的是，法庭完全支持原告的看法。在将所有事实公布出来后，得出了原告受害的结论，最后判被告赔偿5000法郎作为原告的精神损失费。
由此可见，决定着群体人行为的关键要素是原始的热情和无畏。作为一个理性人，所抱有的是持续性的质疑精神与独立的思想意识，所以必然缺乏这些特点。群体，无论是哪一个群体，都只能说他们更像一个原始人的乌合之众！
中世纪的13世纪和14世纪，突发的鼠疫肆虐着欧洲大陆，夺去了整个欧洲约1/3甚至是半数人的性命。由于鼠疫在当时无药可治，于是，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超自然力量，是上帝为了教训人类而施行的惩罚。
为了躲过鼠疫之灾，大规模的鞭笞之风开始盛行。受鞭笞者认为只有鞭笞自己，让身体遭受其他的惩罚，上帝才认为自己已经受够了惩罚而不会再让他感染鼠疫。鞭笞之风蔓延至整个欧洲，最初，教会也并未把这种赎罪的自虐当回事儿，直到鞭笞风气盛行得无法掌控时，教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颁布了禁止法令。
对于那些仍然痴迷自我鞭笞的人，他们不是被绞死就是被斩首或烧死。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教会竟然命令一些渴望受鞭刑的人聚集到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前，任由主教亲自鞭打。
人们觉得在鼠疫横行的岁月里，火急火燎地寻找那些替罪羊进行自我赎罪是人之常情，这种趋势下，任何面相丑陋和行为古怪的人都会被质疑。然而人群中，富人、残疾人和犹太人最容易遭受攻击，接踵而至的是各种惨不忍睹的迫害行径。其中弗莱堡和巴塞尔城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被成群结队地赶入巨大的木制建筑中，进而活活地烧死。这个过程中，诸多的犹太人为了拥有容身之所，被迫流亡到了德国东部和波兰，这里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天堂。
人们会想，众多人群中，难道就真的找不到几个睿智且理性的人，向民众揭露事情的真相吗？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人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事实也证明，群体之中的确不存在理性的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群体可以强大到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然在这些独立意识被完全消灭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同化了。
一切文明的创造者都是群体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群体智能的内外表现远远不如这个群体中的个体人。不同的是，群体的表现极度不稳定，但是个人的种种表现，始终都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线上的。群体的各种行动完全受感情的羁绊和左右，不可否认的是：感情的强弱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群体的表现是否可以比个人更好，这是完全取决于周边环境的，而且影响群体的暗示信息可以干扰或左右群体的举止。当暗示具有积极、进步、有意义的特性时，群体的表现往往也都是正面的。与此同理，如果对群体行为的暗示具有负面性质，这也必然会导致群体的表现处处彰显着恐怖、血腥与暴力。就好比把群体看作一个人，这时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力量便是人的思想：如果这个人的思想是善良的，这个人也必然会是善良的；然而，如果这个人的思想很邪恶，可想而知，这人也必然是个邪恶之徒。
纵观古今，我们明白群体是骚乱的根源，但这种骚乱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无所畏惧。
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利他主义行为粉墨登场。如赴汤蹈火、慨然就义抑或因某种教义和观念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等，这些都寄生在群体之中，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体，这似乎就是天方夜谭。
只有群体，才会时刻张扬着大无畏的凛然气节，而且在慨然赴死的关键时刻还会充满无比悲壮的激昂与荣誉感。十字军东征[6]时代的悲情故事里面，欧洲的骑士们漂洋过海远赴伊比利亚，就在全无粮草和装备，更看不到援军的情形下，还依旧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穆斯林讨还基督的墓地。我们不禁感慨，或许也只有在群体中，他们才能如此疯狂。1793年，既缺乏粮食又缺少武器的法国，面对反法同盟的强攻，他们奇迹般地挫败了反法同盟。不可否认，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正是：群体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毫无疑问，这种英雄主义是无意识中建立的。法国的卓越反击战再一次证明，只有无意识的心理特性，才能催生出伟大的英雄主义，也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英雄主义可以再度创造历史。试想倘若群体也像个体成员那般冷静和功利，又怎么会创造出诸多美轮美奂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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